谢临渊回了一趟家。
不是去问母亲，父亲是不是还活着。
他知道父亲死在哪里。
知道棺木是向谁借的。
也知道下葬那天，母亲把三十文钱攥在手里，走了很远，才找到一个肯帮忙的邻人。
他只是去取父亲的旧户籍与报丧凭据。
那些东西，被母亲和欠账单放在同一只木匣里。
母亲拿出来时，看见他掌心新换的布。
“又伤了？”
“擦破。”
“伤在手上，便别总说得这么轻。”
她把匣子递过来。
谢临渊打开。
纸上清清楚楚。
承平四十年。
谢秉文病故。
他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母亲坐在旁边。
“宫里又用他的名字了？”
谢临渊抬头。
她没有显得惊讶。
“你爹死后第二年，还收到过一回工钱。”
“什么钱？”
“宫里来的。”
“怎么没说过？”
“退回去了。”
母亲起身，从匣底取出另一张凭据。
不是宫里的。
是坊中代转钱款的收条。
四百文。
名目很窄。
旧供案月支。
母亲道：
“我去问，说人已经没了。”
“那管事看了看册子，说知道。”
谢临渊的手停住。
“他知道？”
“他说，支的是案，不是人。”
母亲看着他。
“我不懂那些规矩。想着死人不能拿活钱，便退了。”
谢临渊盯着收条。
父亲已经死了。
但父亲留下的供案，仍然在领钱。
也许不止领钱。
他把几份纸收好。
母亲没有问要去哪里，只把一张热饼包给他。
他接到手里时，才发现自己从清晨到现在，一口东西也没吃。
大理寺的问案房，窗开着。
卢见川把李成的抄页、户籍与退钱凭据并在一起。
先问一句：
“原领供簿呢？”
“正在取。”
谢临渊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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