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春节的余温还未从重庆城南的街巷里散尽，凛冽的寒风裹挟着物价飞涨的焦灼，便如潮水般漫进了染坊的每一寸角落。青石板路上的霜花被踩得细碎，连带着灶房里的烟火气，都透着几分拮据的沉重。
天刚蒙蒙亮，宋云澜便揣着账本出了门，码头的风比往日更烈，卷着江水的寒气直往衣领里钻。往日里堆得满满当当的货棚，此刻空落得刺眼，靛蓝块的存货只剩薄薄一层，茜草更是连影子都寻不见。他接连敲开几家货栈的门，掌柜们要么摇头叹气，要么报出比年前翻了近一倍的高价，话语里满是无奈：“宋先生，不是我们坐地起价，货路全断了，从宜昌到贵州，哪条路都被战火拦着，能运来这点，已经是烧了高香。”
宋云澜攥着账本的手紧了紧，指节泛白，指尖的凉意顺着掌心蔓延到心头。他不死心，又沿着江堤跑了半日，得到的依旧是失望。回到染坊时，暮色已沉，他没进堂屋，径直走到账房，将账本重重摊在桌上，泛黄的纸页上，红笔标注的亏损数字格外刺眼——这是巧英第一次在账本上写下亏损，每一笔都像针，扎在染坊的根基上。
巧英听到动静走进来，看见账本上的数字，指尖轻轻颤了颤，却很快稳住心神。她走到宋云澜身边，目光扫过原料成本、订单收入，声音沉静却透着决绝：“原料翻番，订单却不敢提价，再这样下去，染坊撑不过开春。得调整生产策略，不能再按老路子走了。”
宋云澜揉了揉眉心，疲惫里透着几分不甘：“可现在原料紧俏，就算想转产，也找不到合适的替代，订单那边，不少老主顾也等着要货，贸然变动，只怕连老客源都保不住。”
“保不住也得变。”巧英拿起笔，在账本上划出几道清晰的线，“把高成本的精细染活往后推，先集中力量做最基础的粗布染色，原料省着用，每一匹布都算准用量，绝不浪费一丝一毫。另外，我去跟老主顾们商量，说明难处，争取把付款周期拉长，先保住现金流。”她的语气坚定，眼神里透着一股破釜沉舟的韧性，像是在迷雾里硬生生劈开一条路。
灶房里，春桃正蹲在米缸前，手指在米缸底部细细摸索，连沾在缸壁上的米粒都抠出来，放进碗里。往年蒸饭，米总是抓得豪爽，如今却要一粒粒数着下锅，柴火也捡最干的，生怕受潮的柴火燃不旺，浪费了来之不易的热意。她把洗好的菜根都仔细收好，想着回头能熬成菜汤，多添几分饱腹感。
“春桃，米够吗？”巧英走进灶房，看见她精打细算的模样，心里一阵酸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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