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重庆，终于有了春意。院子里的桂花树抽出了新叶，嫩绿的，边缘还带着一层浅红的芽晕，像一匹刚染好的布，颜色还没完全定住，可底子已经对了。午后的阳光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照在染坊门前的青砖地上，把砖缝里钻出来的几丛新草照得透亮。春桃把冬天的棉被收进柜里，抖开一床薄被搭在廊下晾着，被面被风吹得鼓起来又塌下去，像一只正在慢慢呼吸的旧布袋。
巧英正在织机前调整那匹新上机的布。她手里的梭子穿过经线时发出平稳的声响，从左到右，从右到左，节奏匀得像水声。她听见阿山的脚步声从天井那边穿过来，没有抬头，手里的梭子也没有停。那脚步声比平时急了些，鞋底沾了泥，踩在石板上带出黏滞的声响。直到阿山走到染坊门口站定，喘匀了气，她才把梭子搁在机架上，转身接过他递来的那只竹筒。
筒口用蜡封着，侧面刻着一道极浅的划痕。巧英的指尖触到那道划痕时，心里动了一下——和上次宋云澜传信时用的竹筒上刻的是同一道暗记。她用指甲挑开蜡封，倒出里面的纸条，展开来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纸条上的字很密，写得挤，像是宋云澜在有限的空间里尽可能多地塞进了信息：鄂西方向，中国军队在石牌一带顽强阻击；日军在那边投入了重兵，导致上海租界的驻军被抽调了一部分，租界内的管控出现了一段短暂的松动期。宋云澜利用这个窗口，把积压了将近两个月的情报一起送了出来。
巧英的目光在“石牌”两个字上停了一下。她想起前几天春桃从街上带回来的消息——说宜昌那边在打大仗，中国军队在守一个叫石牌的地方，打得很苦，但还没有退。春桃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正在择韭菜，一根一根地掐掉黄叶，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灶王爷听了去。她当时站在灶台边听着，没有多问，可她把那个名字记住了。现在这个名字出现在宋云澜的信里，和“租界管控松动”放在同一张纸上，中间隔着几行字，像一根线从湖北的山岭一直拉到上海的外滩，中间穿过了战场、码头、检查站和暗夜里的渡口，最后收在了她手里的这张薄纸上。
信的后半部分附着一条更具体的线索——关于周茂才商会与日伪之间的资金往来。宋云澜在上海那边截到了一份账目片段，上面有几笔钱的流向，从重庆的商会账户转出，经过上海一家洋行的中介账户，最终落入了日伪相关的账面。巧英把这条线索的细节放进脑子里，和春桃之前记下的进货单、灰衫人行踪、周明远出入商会的频率拼在一起。进货单上那些标着“杂项支出”却没有对应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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