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太大了。大到能装下三百个旁听者，大到穹顶上的水晶灯像一片倒悬的星空，大到一个人的声音要穿过空气、被墙壁弹回来、再弹回去、直到变成很轻很轻的余音，才能从最后一排抵达第一排。他坐在被告席上，椅子是木头的，很硬，坐上去没有声音。他的前面是法官，法官很高，穿着黑袍，坐在一把更高的椅子上。他的左边是检察官，右边是辩护律师，身后是旁听席。那里坐着他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他们看着他，他也看着他们。
他想起小时候。七岁那年，他站在家门口，看见母亲蹲在院子里，用袖子擦嘴角的血。血擦掉了，又流出来。擦掉了，又流出来。他站在那里，不敢过去，不敢说话，不敢动。他怕他一动，那个打母亲的人就会从屋子里冲出来，一脚踹在他身上。他怕疼，更怕在母亲面前哭。母亲哭了，他不能哭。他哭了，母亲会更难受。
他闭上眼睛，睁开。法官在看他，检察官也在看他，书记员低着头，笔在纸上移动，发出沙沙的声音，像虫子在爬。辩护律师侧过身，低声对他说：“最后陈述。你准备好了吗？”他点了点头。律师转回去，坐直了。
法官敲下法槌。声音不大，但整个法庭都安静了。
“被告人，请做最后陈述。”
他向后靠进椅背。这个姿势他练过，在脑子里练了无数遍。他以为这一天来的时候，他会激动，会愤怒，会像电影里那样拍着桌子大喊“他活该”，会把那些憋在心里二十三年的话一口气倒出来，像倒一桶水。但什么都没有。他只是觉得很累，一种从七岁开始积累的、攒了二十三年的、渗进骨头缝里的累。不是身体的累，是心累，活了三十年，有二十三年在恨，恨够了，恨不动了。
“没错，是我杀了他。”他的声音平静得像在念一份外卖单。事实上，这句话确实在他心里说过很多年，只是以前主语是“他”，宾语是“那个人”——他打了我母亲十五年。最后一次，他打折了她的肋骨，断骨刺进肺里，救护车来得太晚，来不及了。他从工地上赶回来，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母亲躺在殡仪馆的冰柜里，脸白的，嘴唇白的，手也是白的。他伸出手，碰了碰她的手指，凉的，硬的，像冬天的石头。
“他打了我母亲十五年。”他继续说，语速不急不慢，像在讲述一段与自己无关的旧事。“最后一次，他打折了她的肋骨。断骨刺进肺里，救护车来得太晚。”他停了。“她死了。我赶回去的时候，她已经躺在殡仪馆了。没有人通知我，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我在工地上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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