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苏炎被电话铃声吵醒了。
它从床上爬起来，走到老村长家。老村长已经把听筒递过来了。
“苏记者，是我。”王局长的声音有点哑，“老陈把资料收到了吗？”
“收到了。”苏炎说，“我看了一部分。王局长，这个案子……”
“不好写吧？”王局长接话，“老陈追了这个案子二十年。他说，这个案子让他觉得，有些悲剧不是一个人的错。是社会推着人走向了那个结局。”
苏炎沉默了一会儿。“王局长，阿宏……他当年有没有人帮他？律师？家属？”
“有。很多人帮他。”王局长说，“文化界、宗教界、学术界，很多人联名上书，请求暂缓执行。但没用。案子审得很快，判得很快，执行得也很快。他自首之后不到一年就执行了。”
不到一年。苏炎想起东洋市的案子，从案发到自首，等了三十三年。而阿宏只等了不到一年。同样是三条人命，一个人等了三十三年才说对不起，一个人当天就去说了对不起。但后者的结果，比前者更早画上句号。
“王局长，老陈有没有说，阿宏的家里人现在怎么样了？”
“他的父母还健在，住在山里。老陈去看过他们。他们每年都会去给阿宏扫墓。他母亲每次去都哭，哭完了说‘我儿子不是坏人’。”王局长的声音更低了一些，“苏记者，老陈让我转告你——写这个案子的时候，别只写阿宏。也写写那些人。那些骗他的、剥削他的、骂他的人。这个悲剧里，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苏炎挂了电话，站在老村长家的堂屋里，沉默了很久。
老村长端着一碗粥走出来。“苏炎，吃点东西。”
苏炎接过粥碗，喝了一口。粥很烫，烫得它眼泪差点掉下来。不是烫的，是别的什么。
“表叔，”它说，“您觉得一个十九岁的孩子杀了人，应该判死刑吗？”
老村长愣了一下。他坐下来，抽了一口旱烟。
“那得看为什么杀。”老村长说，“如果是故意杀人，没得说。但如果是因为被人逼到绝路上……那就不好说了。”
“他被中介骗了，被老板扣了身份证，每天工作十七个小时，干了八天，老板说他倒欠钱。他不干了，想走，老板不还身份证，还骂他是‘番仔’。”
老村长沉默了很长时间。
“十九岁，”他慢慢开口，“我十九岁的时候，还在田里干活呢。那还是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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