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老陈的资料到了。
一个大信封，鼓鼓囊囊的，贴着跨海的邮票，邮戳上的地名被苏炎模糊化处理了。苏炎坐在柿子树下，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叠复印的文件——当年的起诉书、判决书、媒体报道、社论、请愿书，还有老陈手写的调查笔记。
老陈的字比上次更潦草了，苏炎费了好大劲才辨认出来。
“苏记者：这个案子我追了二十年。当年我还在警署的时候，这个案子就让我睡不着觉。一个十九岁的孩子，从山里到城市打工，九天就出事了。他不是坏人，他以前是师范学校的学生，会写诗，会唱歌，成绩很好。他走到那一步，不是他一个人的错。是社会推着他走的。”
苏炎翻到第一页。
案发时间模糊化处理为某年。一个十九岁的原住民青年，叫阿宏（化名），从山区到城市打工。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一家餐厅在招服务员，月薪很高。他兴冲冲地去应聘，结果那不是什么餐厅，而是一家职业介绍所。中介让他交了三千五百元的介绍费——他身上的钱全掏光了，还欠了钱。然后他被介绍到了一家洗衣店工作。
洗衣店老板扣了他的身份证，让他每天从早上九点工作到凌晨两点，一天十七个小时，没有休息日。他做了八天，实在受不了了，想辞职。老板说，他一天的工资只有二百元，八天一共一千六百元，扣除介绍费，他还欠老板钱。想辞职？先把欠的钱还清。
阿宏傻了。说好的月薪不是这样算的。
第九天晚上，他跟亲戚喝了几杯酒，回到洗衣店，找老板要身份证，想回家。老板骂他是“番仔”，不还身份证，还让他继续干活。两个人吵了起来，打了起来。阿宏顺手拿起了店里的拔钉器。
等他从失控的状态中回过神来，老板已经倒在血泊里了。老板娘闻声赶来，也被他打倒在地。还有他们两岁的女儿。
他逃跑了。跑出去之后，他的酒醒了，后悔了。他去派出所自首了。
苏炎的手指停在“自首”两个字上。它想起由美的那个电话——凶手自首了，等了三十三年。而这个十九岁的孩子，当天就去自首了。他没有等三十三年。他没有逃。他走进去，说“是我干的”。
但它继续往下翻，看到了一行让它心里发凉的字——法院否定了自首减刑。因为在阿宏投案之前，已经有人报了警。
苏炎翻到判决书。判决书上写着：“被告虽于犯罪后自行投案，惟于其投案之前，已有他人向警方报案，犯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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