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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与法律的限度：
从上面这些情况，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贞节、妇道之类的礼教宣传，其实是出于非常实用主义的目的。而至少在中下层，各方的应对和实际举动，也基本都是以实用主义为指导。
一般来说，清朝上层家庭，才能按照礼教行事。而只有朝廷命妇，才是被法律要求必须守节的。在中下层，不止是寡妇守节问题，几乎所有方面，官府和礼教都必须灵活处理，做出很大让步。
清朝官府很明白民间的情况和自己的处境。理论上，寡妇应该等守丧结束之后，找主婚人主持再婚，但现实中，很多人就是自行决定的，也没有媒人和主婚人，有些甚至等不到守丧期结束。这种情况比普通的再嫁，应该更严重，但官府还是倾向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哪怕闹大了都不想管。
嘉庆年间，江西有丧期自嫁的案子闹到了刑部，被当成典型。省里裁定寡妇与后夫婚姻无效，应当离异，但刑部认为可以予以放宽，改判婚姻有效，让后夫领回团聚。
在类似案件中，官府也给出过解释，认为民众条件不足以完全遵守礼法，这种小错并不大碍。如果彻底追究，会破坏妇女名节，反而不好。所以各级衙门可以临时斟酌，顾及人情。
这么解释之后，反而变成允许改嫁才是在维护礼教了。
所以你看，虽然大家印象中，清朝官僚都是顽固僵化，满嘴仁义礼教，但人家很明白，礼教只是个手段，不是目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维持礼教”，而是让大家认为你在维持礼教。
当然，很多时候，大家也都知道这不是真要维持礼教，但只要大家都装作不知道你在装作维持礼教，那就等同于成功让大家认为你在维持礼教，也就等于真的在维持礼教。这属于官场老油条的基本素质，也是官僚社会中官吏和民众之间的一种默契。
除了法律，礼教与道德，在当时的社会下，对中下层影响也是很有限的。这个有限不止是约束能力和制裁能力的有限，也是影响力的有限。因为在经济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很多道德约束就没有实践的可能性。
比如礼教中强调的“男女大防”，在中下层就几乎没有可行性。因为谋生的需要，妇女也必须抛头露面，参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这些环境下，严格遵守礼教本来就不可能。
比如，和“男耕女织”说法相反，在很多地区，妇女和男性一起下田劳动才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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