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天生是一种政治的动物」。
在《政治学》第一卷，亚里士多德在追溯城邦起源时便指出：「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的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1253a-3）
「人天生是一种政治的动物」，这一论断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被引用最广的话，而这句名言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望文生义。这里的「政治」绝非人们一般理解的争权夺利，统治他人，或参与政治的要求，它更多地是指，人是一种合群的或者社会的动物，这种合群的自然本能不仅源自个人天生的不能自足，更在于成就某种更高善（agathon/good）的本能，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在于人有言语（logos，理性），能够识别善良与邪恶、辨别正义与不义、判断是非曲直，而城邦的这种经自然演化而形成的最高的社会团体，其功能正在于促使人不断趋向善良、秉持正义、智虑明达、遵纪守法。人是处于野兽和神祇之间的动物，城邦的意义恰恰在于防止人堕落为「淫凶纵肆，贪婪无度，下流而为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1253a-39）
所以，虽然城邦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但在本性上却先于个人和家庭，个人和家庭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只有城邦才代表着整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或者说是政治，在防止人堕落为禽兽的同时，承担着提升人的灵魂，进而促使人的德性不断提升的天然使命。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意味着对避恶扬善这一人类自然本性的肯定，而接下来的核心问题在于，立法家或政治家通过怎样的政制举措成就这一自然本性，成就优良的生活，这恰恰是政治学作为最高的立法科学所要承担的重要使命，也是亚里士多德整部《政治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亚里士多德这样写道：「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1282b-15）
「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注意这里的「人」特指「自由人」。自由人是与奴隶相对应的范畴，《政治学》第一卷探讨前城邦式的社群即家庭，诸如夫妻、父子、主奴之间的人事关系的处理、家庭理财的技艺等等，这些都是自由人所必备的前提（外在善），财富是自由人获得闲暇的重要保证，而闲暇则是自由人从事政治事务的基本条件。自由人不是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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