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大家阅读的主要文本类型包括：以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为代表的历史文本、以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为代表的悲剧文本、以阿里斯托芬《云》为代表的喜剧文本、以柏拉图《理想国》、《申辩篇》为代表的哲学对话、以及以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为代表的人物传记文本。透过这些文本，细心的读者从中不难发现哲人与城邦、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对峙甚至冲突，而只有在哲学与政治构成的基本张力格局中，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政治」本身面临的困境和根本难题，而公元前 399 年苏格拉底之死，则标志着西方大传统中的这一内在紧张被推至空前白热化的地步。可以说，雅典从控告、审判直至最终处死苏格拉底前后持续不到半年，而柏拉图却以其手中的如椽之笔，完成了对雅典的反指控，《申辩篇》正是这一反指控的转折点，它开启了一场 2500 年的柏拉图主义者们（哲学）审判雅典（政治）的精神接力。
亚里士多德正是处在哲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张被推至临界点的时刻。虽然亚里士多德深受苏格拉底-柏拉图学脉的滋养，却能做到不固执、不拘泥，既能赓续，又能超越。亚里士多德一改柏拉图从沉思「善的理念」的哲学角度审视政治的进路，将哲人的目光转向现实的城邦世界，「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一 6）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学术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行动，政治学既是科学也是技艺，政治科学即立法科学，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这里的至善即是以城邦公共利益为依归的正义。（《政治学》1282b-15，《尼伦》1094b-1095a）可以说，哲学与政治的紧张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纾解，哲人与城邦之间的鸿沟也因为亚里士多德的立法科学得到了建构性的弥合。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82BC）
从表达方式来看，亚里士多德一改柏拉图带有强烈反讽色彩的戏剧式对话，转而采用严整且直截了当的分析性论证。如果说，之前我们接触的文本往往渗透着浓厚的文人色彩，那么，亚里士多德则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科学分析传统。亚里士多德将人类的知识系统分为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理论科学包括形而上学、神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等。实践科学则包括：伦理学、家政学（经济学）、政治学，它的出发点不是理念，而是实践，是在观察日常经验基础上的分析、综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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