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5 节 《政治学》:理想城邦如何处置公有与私有(第1页)

集中讨论亚里士多德关于变法和「公」与「私」的措置。

城邦作为一种政治组合,必然要有某些公共的东西,这是任何城邦共同体赖以立基的前提,它为城邦公民共享。建立理想的城邦,公有与私有的措置无非有三种选择:一切归公;一切归私;第三种是部分归公,部分归私。若一切归私,共同体便无以立基,城邦也就毫无可能。主张一切归公者,以柏拉图为代表,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苏格拉底)主张在护卫者中间推行妇孺和财产共有,也就是著名的「第二个浪头」(《理想国》457C-)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方面,柏拉图并未就如何实现公妻制作出具体说明,另一方面,公妻制本身所欲求的整齐划一对于城邦来说非但毫无必要,反而会导致城邦本质的消亡。既然城邦是一个组合物,就应该是品类相异的人们之间的通工易事,取长补短,他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和而不同」,否则的话只能沦为「同而不和」。经济上,不同行业的人们发挥各自所长,恒业加持恒心,他们通过彼此交换获得补偿的同时,增进城邦福祉;政治上,由于自由公民之间的平等地位,主治与受治轮流更替,自由人轮番为治,政治不能作为少数人的恒业,而是所有公民必须轮番从事的共业。

亚里士多德指出,公妻制非但无法达成柏拉图所预期的城邦的和谐,反而会带来新的纠纷。柏拉图倡导的「一大二公」,表面看来,每个人都会宣称「这是大家的」、「这是我的」,实际上,所指涉对象并不会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关心,说「全社会都来关心」,事实上的结果却往往是没有任何人关心:「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人们要是认为某一事物已有别人在执管,他就不再去注意了,因为在他自己想来,这不是他对那一事物特别疏忽;在家庭中,情况正是这样,成群的奴仆往往不如少数侍从更加给力。依据柏拉图所述苏格拉底的制度,每个公民将有一千个儿子:可是这些儿子不是个别公民的儿子,每个公民应该是任何儿子的父亲,每个儿子也应该是所有各个父亲的儿子,结果是任何父亲都不管任何儿子。」(《政治学》,1261b-33- )

这样,妇孺归公企求过度一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普遍了,却变得淡漠了。若将柏拉图理想中的制度与各城邦已有的惯例比较,何者为佳?现在看来,结论可谓不言自明。公妻制更为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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