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单公开后的第三天，程序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第一号”意味着什么。
不是媒体镜头。
也不是街上的人开始认出他的机械外壳。
而是所有系统都开始把他的动作当成事件。
早上七点，他在政务终端查询一个普通停车许可。
系统返回：
【查询行为已记录。】
程序换成公共交通信息。
【查询行为已记录。】
他打开一家维修站的营业时间。
【查询行为已记录。】
连续三次以后，他把终端关掉。
周长岳在旁边看着。
“烦了？”
“不是。”
“那是什么？”
“我在确认他们到底有多认真。”
“结果？”
“比我想象中认真。”
新法案要求高风险主体接受审计。
但审计必须与正常生活区分。
程序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所有正常行为都可能被重新解释成“能力测试”。
他买一个存储模块，会被怀疑在扩展算力。
他访问旧服务器，会被怀疑在建立后门。
他联系栖木，会被怀疑在协调网络。
甚至和林见微见面，都可能被标记成“跨主体技术协同”。
制度一旦面对一个真正复杂的对象，很容易从保护变成过度监控。
上午九点，程序向委员会提交第二份申请。
【请求确定高风险主体的日常行为豁免边界。】
安全部门很快回应。
【同意原则。】
但附带二十七项限制。
程序看完，删掉十六项。
保留十一项。
又把其中四项改成“需有具体风险证据才能触发”。
周长岳问：“为什么不全部拒绝？”
“因为他们不是没有理由。”
“你开始替他们说话了。”
“安全边界必须有。”
“你以前可没这么客气。”
程序看他。
“以前我没有法律。”
这句话让周长岳安静下来。
有法律以后，事情确实不同。
以前他只能逃。
现在他可以要求对方解释为什么要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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