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九。重庆。新家。清晨。
巧明蹲在院子里，手里端着一碗粥，粥已经凉了，他忘了喝。他正在看地上的蚂蚁。蚂蚁排成一队，扛着一粒碎米，往黄葛树根的方向爬。他数了几遍，数到第十七只的时候，蚂蚁拐了个弯，钻进了树根底下的一道缝里。他站起来，把凉粥端到嘴边喝了一口，粥已经结了膜，他皱了皱眉，没再喝第二口。他把碗放在石桌上，转身走进堂屋。
钟翰文坐在靠窗的椅子上。不是轮椅——是一把木椅，扶手上垫着一块旧棉布。他穿着灰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胡茬刮得干干净净。手里拿着一本账册，不是在看，只是搁在膝盖上，像是还没找到翻开它的力气。他的左手搭在扶手上，右手搭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像一只飞累了落下来的鸟——爪子还张着，但已经收不拢了。
“爹，吃早饭了。”巧明说。
“你姐呢？”
“天没亮就去厂里了。她说今天试染新一批的料。”
钟翰文点了点头。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右手，想抬起来，手指颤了一下，又落回膝盖上。他想起一九三七年元旦那天——他独自坐在屋里，对着苏宛卿的画像喝了一整壶酒，醉倒了，半边身子动不了了。郎中说，情志所伤，饮酒受寒，气血逆乱，旧疾复发。巧英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银梭，说“爹，您不该喝酒的”。他记得她的声音里没有责怪，只有疲惫。后来巧明端着药碗进来，扶着他的手，说“爹，您喝，凉了就苦了”。那天是阳历年的第一天。他没想到那会是他清醒着站着的最后一天。
两年过去了。他的右手还是抬不起来。左半边身子还是凉的，像一块化不开的冰。他试过站起来，腿撑不住，摔了。摔在床沿上，额头磕了个包。医生说，肌肉萎缩太久，神经也伤了。能坐，能说话，能看账本，但站不起来了。英英站在旁边，没有说话。她只是把他扶回床上，把被子盖好，说“爹，您先歇着”。他闭着眼睛躺了很久。
现在他坐在这里。钟翰武死了。渡边家的线断了一条又一条。巧英在重庆站稳了脚跟。他还活着。只是站不起来了。
“爹，”巧明又叫了一声，“您在想什么？”
钟翰文回过神来。“想苏城的院子。”
“您想回苏城了？”
钟翰文沉默了一瞬。“想。但不是现在。现在回去了，你姐在重庆做的这些，就白费了。”
巧明走到窗边，站在父亲旁边。他比两年前高了很多，瘦了很多，脸上的婴儿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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