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六，陈树生走后的第一天。苏城的年味彻底散了。巷子里的花灯撤得干干净净，家家户户门前的红春联被晨风卷起了边角，孩子们背起书包上学堂，大人们恢复了往日的忙碌。运河边的柳树还光秃秃的，但枝头已经鼓起了极小的芽苞——春天快到了。
钟庆堂坐在钟记绸布庄的账房里，面前摊着那本英文笔记本。老陈从外面进来，把一沓账本放在桌上。“少爷，城外三家铺子的账目都理清了。老太爷在的时候，账上亏空了两千三百大洋，其中一千两是他私人挪用的，另外一千一是经营不善亏掉的。铺子里的存货也被他低价卖了大半，剩下的都是滞销的陈货。”
钟庆堂翻开账本，一页一页看得仔细。他看了很久，然后合上账本。他爹打理这些铺子的时候，进货全凭人情，出货全看面子，账目一团乱麻。他从岛国回来之后，不止一次跟他爹说要整顿铺子，换掉那几个吃闲饭的伙计，理清账目，按市场行情定价。他爹每次都应着，转头照样赊账给老熟人，照样从铺子里拿钱去填渡边一郎的窟窿。在他爹眼里，铺子是捞钱的工具，不是做生意的地方。他看不上。他从岛国学回来的那一套——供应链管理、成本控制、市场定位——在他爹眼里是“书呆子的把戏”。
“老陈，你说，我爹替渡边一郎办了这么多年事，得了他多少好处？”
老陈想了想：“渡边一郎给老太爷开过几次大单子，每次老太爷都乐得不行。不过那些钱老太爷转头就花了，送礼、请客、充场面，铺子里没落下几个子儿。”
钟庆堂合上账本。十七岁那年，父亲说替他打点好了留学的事——三井商社资助的，去岛国读商科。他高兴得一整夜没睡着。到了岛国才知道，那是渡边一郎替他安排的名额。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三年学费，都是渡边一郎替他交的。他在岛国学了一身本事，回到苏城，发现父亲还是在替渡边一郎跑腿。他在早稻田大学课堂上学到的“商业独立”“品牌自建”“供应链话语权”，回到苏城之后发现全是空谈——父亲根本不需要这些。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听话的跑腿，和一个能替他传宗接代的儿子。
后来他见到了渡边健次。渡边一郎的侄子，早稻田商科毕业，比他大八岁。和他叔叔不一样，渡边健次不谈“中日亲善”，不谈“大东亚共荣”，只谈生意。他说：“钟少爷，你父亲是我叔叔的人，但你可以是我的人。我叔叔喜欢养狗，我喜欢养鹰。狗听话，鹰不听话。但不听话的鹰，飞得比狗高。”从那天起，他就知道，他和他爹不是一条路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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