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29日，农历十一月初一，重庆城南的午后，天色如浸了水的灰棉，沉甸甸压向城头，江风裹着湿冷的寒意，卷过巷弄，撞进染坊小院，连空气都凝着让人透不过气的压抑。
消息是上午传来的，张氏揣着布包去巷口换米，归程时端着一碗米，刚到院门口便撞见宋云澜从码头回来，手里攥着一叠皱巴巴的报纸。张氏侧身让他先行，宋云澜却停在门槛外，神色凝重，声音压得极低：“二太太，南京那边——汪精卫今日正式就任伪政府主席了，报上写得明明白白。”
张氏端着米碗的手骤然顿住，目光落在那叠报纸上，却没伸手去接：“我不识字。”
“报上便是这般写的，汪精卫在南京坐了伪政府的头把交椅。”宋云澜顿了顿，喉头滚动，终究把后半句咽回腹中——明轩身处日本，怕是处境更难了。
张氏立在门槛外，捧着米碗，既不迈进院子，也不放下碗，僵立片刻后，才抬脚跨过门槛，将米碗重重搁在石桌上。转身走进灶房，拎起水壶往茶碗里续了热水，端到门槛边坐下。她没喝，只是捧着茶碗，似在等水温自然凉去，水凉了便续，续了又凉，茶碗里的水起起伏伏，恰如她此刻翻涌难平的心绪。春桃从灶房探出头，想劝两句，话到嘴边又咽下，默默转身回了灶房。
午后，巧英从账房出来，见张氏仍坐在门槛上，面前的茶碗已续了三次。她缓步走过去，挨着张氏坐下，轻声唤道：“二婶。”
张氏未抬头，声音如揉皱的旧纸，涩意满溢：“他在南京跪下了。”她顿了顿，指节攥得发白，“他说自己在日本，可汪精卫在南京跪下了，我不敢想，他会不会也被日本人逼着跪下。”她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沉痛，“我不识字，可听人说，日本人正逼着他认那伪政府，他才十五岁，我不敢问他怕不怕。”话音未落，那碗茶随她颤抖的手轻轻晃荡，像一艘在惊涛里勉强稳住的小舟。
巧英握住张氏冰凉的手，掌心的温度缓缓传递，语气笃定：“二婶，他是钟家的人，骨血里刻着硬气，他不会跪，更不会认，钟家的脊梁，折不了。”
张氏的眼泪砸进茶碗，发出轻响，似颜料滴落水面，被布纹轻轻承接：“那庆堂呢？他到底在哪儿？”
巧英无言以对，她亦不知，钟庆堂上次传话“路还没断”，已是数月前的事，如今那条路是否尚在，她心中也没底。她只是紧紧握着张氏的手，让那份凉意在自己掌心慢慢焐热，沉默相伴，守着这份难言的牵挂。
章佩瑜从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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