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苏城的晨雾还裹着寒意，巷口的青石板上凝着细密的水珠，踩上去湿滑作响。知微来苏城的第七天，天还没亮透，钟庆堂就醒了。
他躺在床上，眼望着头顶的横梁，木纹里嵌着经年的灰尘，像压着一层沉甸甸的心思。昨晚老陈回来时，裤脚沾着泥，声音压得极低：“巷口蹲着两个生面孔，穿深灰短打，烟抽了一根又一根，眼神就没离开过绸布庄，不是寻常混混。”钟庆堂当时没说话，指尖却在被褥上轻轻掐出了印子——是渡边健次的人，盯得这样紧，摆明了要摸清他的底细。
他翻身坐起，穿衣的动作利落，衣襟扫过桌角的凉茶，带起一丝寒意。今天不去沪上？不，必须去。渡边要查，他便让他查，偏要在他眼皮子底下，把生路闯出来。账房里，账本摊在桌上，纸页被晨风吹得微微翻动，手边的凉茶早已没了温度，他却端起来抿了一口，涩味在舌尖蔓延，反倒让他愈发清醒。
巷口的两个人影，从暗沉的夜色里慢慢显形，在灰白的晨光里勾勒出轮廓。一个高个，一个矮个，手里拎着油条，边走边啃，油条的香气混着晨雾飘过来，却透着说不出的刻意。他们从巷口踱过，脚步不紧不慢，目光却若有若无地扫向绸布庄，没有回头，却像两根钉子，钉在钟庆堂的视线里。
钟庆堂端起凉茶又喝了一口，喉结滚动，压下心头的躁意。今天，他必须做成三件事：去德国洋行签约，辞退铺子里吃里扒外的伙计，给巧英送最后一封密信。这三件事做完，退路便彻底断了，往后只有往前冲的份儿，再无回头的可能。
上午，钟庆堂没坐马车，改坐火车。火车站里人头攒动，蒸汽裹着煤烟味扑面而来，他攥着车票，余光扫过身后，那高个果然跟了进来，混在人群里，目光始终黏在他身上。钟庆堂没回头，买票、上车，动作从容得像寻常赶路的商人，坐在车厢里闭目养神，仿佛身后的跟踪者与他毫无干系。
火车鸣笛启动，窗外的田野飞速后退，青黄相间的麦田连成一片，却被他无心欣赏。他靠在座椅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公文包的提手，里面空空如也，却像压着千斤重担。高个坐在车厢另一头，隔着几排座位，手里翻着报纸，眼神却时不时瞟过来，钟庆堂心里清楚，就算对方跟到沪上，也进不了德国洋行的大门——他早已在洋行门口备好了人，不是打手，是嘴严心正的律师，专守规矩，也专挡麻烦。
火车到站，钟庆堂下车，高个也紧随其后。他出了火车站，随手招了辆黄包车，车夫脚步轻快，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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