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28日，农历十月十八，重庆的晨雾裹着刺骨的寒意，将城南的街巷冻得发硬，染坊的青石板上凝着一层薄霜，踩上去咯吱作响，连空气都带着冰碴的锐利。
春桃推开灶房门时，指尖刚触到井台边的石板，凉意便顺着指腹直钻骨髓，她猛地缩回手，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掌心，转身钻进灶房生火。柴火受了潮，刚塞进灶膛便噼啪炸响，呛人的白烟顺着灶口涌出来，熏得她眼眶发红，连咳了几声才缓过来。水烧开时，雾气漫上灶台，她往沸腾的粥里下米，目光却不自觉飘向枕边——那只裹着蓝布的陶罐静静躺着，她始终没敢拆开，仿佛一旦掀开那层布，某种支撑便会瞬间崩塌。
“咳咳……”陈树生的咳嗽声从染坊里传来，不重却绵长，像钝刀刮过胸腔，听得人心里发紧。春桃没立刻进屋，只将刚洗好的衣裳抖开，用力甩了甩，挂在竹竿上，动作比往常慢了半拍，仿佛在刻意拖延着什么。等咳嗽声歇了，她才抱着毛线团走进灶房，在灶台边的矮凳上坐下，手里的织针飞快穿梭，毛线在指间缠绕，织出的围巾一寸寸变长，针脚细密得像是在缝补一段不敢言说的牵挂。
陈树生端着空碗走进灶房时，正看见春桃低头织围巾的模样，暖黄的灯光落在她发顶，映得侧脸柔和，却掩不住眼底的倦意。他站在门口顿了顿，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沙哑：“春桃，别织了，手该冻着了。”
“不冷。”春桃没抬头，织针的节奏丝毫未乱，“坐着织，心里暖和。”她的声音轻，却透着一股执拗，那团毛线已经短了大半，围巾却还在不断延伸，像要织出一条能抵御整个寒冬的路，也织出一份不敢说出口的心意。
陈树生没再劝，走到灶台边倒了碗热水，捧着碗站在她身旁，目光落在那渐渐成型的围巾上，喉头动了动，终究没说出话，只静静陪着，直到她织完一排，才轻声道：“快歇着吧，明天还要早起。”
码头的风比染坊更烈，像裹着冰碴的鞭子，抽在脸上生疼。宋云澜站在货棚下，手里攥着的清单被风吹得哗哗作响，货棚里的靛蓝块堆得稀稀落落，只有往常的三成。他弯腰摸了摸货堆底层，干燥的触感还算合格，可数量的缺口却像一道鸿沟，横在眼前。
“宋先生，真对不住，不是不卖给您，是货根本运不过来。”货栈掌柜搓着手，满脸无奈，“宜昌那边的路彻底断了，昨天最后一批货刚到半路，就被日军的炮火拦了，人货都没了。”
宋云澜眉头拧成结，声音沉冷：“从贵州绕路呢？能不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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