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宓府中,这位名士正急得团团转,他在厅堂里来回踱步,手里的茶盏端起又放下,放下又端起,茶水早就凉透了。几个家仆站在门口,被他支使出去又召回来,跑得满头大汗。
一见张松进门,秦宓顿时慌忙抢上前,一把抓住他的袖子,声音都变了调:
“子乔!不好了!”
张松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怎么了?”
“任安先生……”秦宓的脸白得像纸,“任安先生今早出门散步时,失足跌倒,如今已是昏迷不醒了!”
厅堂里死一般寂静,张松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过了很久,他才缓缓抬起手,捂住了自己的脸。
任安今早出门散步。失足跌倒,昏迷不醒,偏偏是今早。偏偏是这个时候。偏偏是这个人。
这世上哪有这么多巧合。
赵韪动手了,不,不是赵韪,是法正。那个把每一步都算到极致的人,早在几个月前就把这颗棋子摆好了位置,只等今天轻轻推一下。
张松慢慢放下手,抬起头,他的眼睛里已经没有半点侥幸了。
“子乔……现在怎么办?”秦宓的声音在发抖。
任安今年七十五岁了。
这个年纪的人,本该在老家安安稳稳地养老,喝喝茶,晒晒太阳,听听孙辈背两句《论语》。可这位老先生偏偏闲不住,他这一辈子,就只做了一件事......讲学授业。从二十岁开馆收徒,到如今年过古稀,整整五十五年,一天都没断过。
他这一次来成都,是成都几大宗族联名相请的。
成都这些宗族想学平阿的样子,把城里大大小小的书塾整合起来,合成一座书院。请任安来做山长,主持其事。
家里人劝任安,说您这身子骨经不起折腾,说成都路远,说这种事让年轻人去办就好,他只是摆摆手,第二天就开始收拾行李。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几件换洗衣裳,一匣子批注过的旧书,还有一方用了四十年的砚台。
七十五岁的人,背着这么点东西,就上了路,来到成都城。
来到成都的任安有个习惯,几十年雷打不动,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要出门散步,走的不远,就在住处附近几条巷子转一圈,看看街边的树,听听铺子开门的声音,偶尔跟早起的老头儿点个头。他说人老了,身子不能僵,脑子更不能僵。
今早也是这样,陪他出门的是小孙子任适,一个十二岁的半大孩子,皮得很,一路上蹦蹦跳跳,看见什么都要凑过去瞧两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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