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三郎跟着老海商的船去了泉州。
不是坐船——是跟着货船走，帮老海商记账。老海商说他需要一个会写字的人记账——码头上那些账房先生都不愿意出海。“他们怕淹死。你不怕。”“你怎么知道我不怕。”“上次站在码头看我的船看了一下午的人——不会怕海。”三郎没反驳。他确实不怕。前世他坐过无数趟红眼航班，在万米高空想过比淹死更糟的事。海再大，大不过人心。
船从温州出发，先往南，过宁德、福州，再折向西南。头两天风平，三郎趴在舱里那张破桌上记账，墨汁被浪晃得在纸上洇开，字歪歪扭扭，像喝醉写的。到第三天起了风，船晃得他胃里的蜜枣直往上涌，他趴在船帮吐了半天，苦水混着海水，咸得发苦。老海商递给他一块酱姜：“含住，压一压。”姜味冲，把那点恶心压下去了。三郎含着眼泪想，这趟要是再吐，回去得跟娘说海不好看——可吐完他还是趴回桌上记账，账不能断。
泉州港比温州大三倍。船还没靠岸，三郎就看见密密麻麻的桅杆，像一片砍倒又立起来的树林，黑压压铺满水面。码头边停的船有福船、广船、还有几艘他叫不出名字的洋船——船型瘦长，桅杆更高，船头没有铜炮但船身吃水很深，大概是因为装了更重的货。岸上人声、号子声、铁器撞击声混成一团，比温州吵出一个量级。空气里一股怪味，不是鱼腥，是香料——丁香、胡椒、肉桂混在一起，甜里发冲，闻久了脑袋发涨。
老海商指着其中一艘洋船说那是弗朗机人的——从马六甲过来的，运的是南洋的香料和非洲的象牙。“弗朗机人的船比我们的福船快。但我们的福船能装更多的货。各有利弊。做生意不是比谁快——是比谁赚得多。”三郎记住了这话。前世竞选他也懂这个理：不是谁嗓门大谁赢，是谁能把手里的牌凑成最大的一把谁赢。
三郎在泉州港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国际贸易。不是他在村里看到的货郎挑担子、二叔杂货铺里老太太买盐——是整船整船的货物从海上运来，卸在码头仓库里，麻袋堆成小山，然后被骡车一车一车地拉到内陆去。每个环节都有一个人在记账、谈价、验货。这些人的工作跟他以前在私塾里背书、在考场里写八股文没什么不同——都是在处理信息。区别只在于，科举是用文字的形式重新排列圣人的话，而商业是用货币的形式重新排列世界的资源。他更擅长后者。后者不需要翻译工序，银子到哪儿都认。他前世在国会里，一句话要翻成好几国的利益才能过关；在这码头上，一筐货不用翻译，谁都认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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