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11年，3月4日，黄昏。
文化院新建的“思源堂”还未完全竣工，脚手架尚未拆除，但可容纳三千人的主厅已打扫干净。长条木椅是从各学校临时调来的，高矮不一，有些椅背还有孩童刻下的涂鸦。台上没有讲台，只有一张从旧帝国议会废墟中抢救出来的橡木长桌，桌面上满是划痕与烟烫的印记。
墨文站在桌前。
他今天没穿那件补丁累累的旧袍，换上了一身深蓝色的粗布中山装——这是共和国政务人员的标准便服，但穿在他消瘦的身上显得空荡。头发仔细梳过，但花白得遮不住。五十九岁的脸，皱纹如焦土盆地的沟壑，深刻而荒凉。
台下座无虚席。前排是共和国核心层：张天卿坐在轮椅上，膝上盖着毯子；雷诺伊尔一身常服，坐在他左侧；叶云鸿的机械臂在昏暗光线中泛着冷光；莱娅扶了扶眼镜；列奥尼达斯、德尔文、维利乌斯等将领正襟危坐。后排是各级官员、学者、从维特根斯克灾区赶来的代表、荣军院的伤兵代表，以及自发前来的市民。
空气里有新木材的清香，也有旧灰尘的陈味。夕阳光从高高的彩窗斜射进来——那些彩窗是从旧教堂废墟中拼凑重装的，圣像的面容已被刻意磨去，只留下斑斓的光影。
墨文没有用扩音器。他的声音不高，但异常清晰，像冷水滴在石板上：
“三天后，是我五十九岁生日。”
停顿。台下寂静。
“按旧帝国习俗，六十方算整寿，五十九不值一提。按共和国新风，生日是私事，不该占用公共场合。”他抬眼，目光扫过台下，“但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要庆祝我多活了一年，是要问一个问题——一个在我五十九年生命里，反复出现、却从未得到答案的问题。”
他转身，从桌上拿起一份手稿。纸张粗糙，边缘卷曲。
“这份手稿，我叫它《断脊录》。不是史书，不是政论，是一篇……病理报告。记录一种在这片土地上反复发作的疾病：背叛。”
台下轻微骚动。有人交换眼神。
“我知道这个词刺耳。”墨文继续，声音平静，“在英雄节刚过、举国欢庆远征军凯旋、灾后重建初见成效、共和国即将迎来新生的时刻，谈‘背叛’，像是往喜庆的酒宴里倒进一杯毒药。”
他顿了顿：“但毒药若已在血液里，装作看不见，它不会自行消失，只会在欢庆的高潮时突然发作，让人死得不明不白。”
张天卿微微前倾。雷诺伊尔面无表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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