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点头后的第三天,林远开始在东边的沙地上忙活。一百亩地,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从丈量到翻土到施肥,每一道工序都得盯着。他每天早出晚归,晒得比马六甲的土着还黑,脸上脱了一层皮,鼻子尖红得像小丑。陈婉儿心疼得不行,每天让小红炖一锅绿豆汤,晾凉了装在陶罐里,让迭戈送到地头去。迭戈抱着陶罐,毛球蹲在陶罐上,一人一猴走一路洒一路,到地头的时候罐子里的汤只剩一半了,毛球的肚子鼓得像个小皮球。
“毛球!你又偷喝!”迭戈揪着毛球的耳朵晃了晃。
毛球吱吱叫着挣扎,嘴边的绿豆汤渍还没擦干净,胡子一绺一绺地粘在一起,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眼睛圆溜溜地转。
林远蹲在地头上,手里抓着一把土,在掌心里搓了搓。沙土,细得像面粉,从指缝里漏下去,在阳光下闪着淡淡的金色。拉赫曼派来的几个老农蹲在旁边,也抓了土搓,用当地话叽叽咕咕地讨论着什么。林远听不懂,但能从他们的表情看出来——不是失望,是那种“这地虽然差但也不是完全没救”的将信将疑。
“林船长,”一个会说马来语和华语的老农凑过来,指着手里的土说,“这地太瘦了,种啥都不长。您说的那个玉米,真的能活?”
林远从筐里拿出一把玉米种子,放在手心里摊开。种子是他在广州收的第二茬,粒粒饱满,金黄金黄的,像一颗颗小太阳。“能活。我在广州的沙地上种过,比这还瘦的地,一样长。但得先养地——种一季绿肥,翻进土里,等土养肥了再种玉米。急不得。”
老农们面面相觑,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蹲下来用手指在地上画着什么。林远知道,光说没用,得种出来给他们看。他让迭戈去砍了几根竹子,削成标尺,在地里插上行距和株距的标记。一米八的个子,弯腰在地里插了一下午的竹签,腰都快断了,直起来的时候骨头咔咔响,像老旧的木门在呻吟。
太阳落山的时候,他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会馆。陈婉儿已经让人烧好了洗澡水,木桶摆在院子里,水面上飘着几片茉莉花瓣,是小红从后院的茉莉树上摘的。林远脱了衣服泡进去,热水漫过胸口,烫得他嘶了一声,但舒坦,像有人把一块热毛巾敷在了他酸痛的肌肉上。他闭上眼睛,靠在桶沿上,听着院子里桂花树上的鸟叫,脑子放空了几秒钟。
就在这几秒钟里,事情发生了。
迭戈的尖叫声从后院传来,不是那种“我摔了一跤”的尖叫,是那种“有人要杀我”的尖叫——尖锐的、撕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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