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病好了之后,朝堂上消停了一段日子。刘瑾在司礼监猫着没出来,张御史缩在都察院不敢吭声,连平时最爱吵架的几个言官都安静了,像是被药苦得说不出话。但林远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皇帝病了这一场,身体大不如前,批奏折的时间从深夜提前到了傍晚,走路的时候偶尔会扶着墙。太医说是“元气未复”,要多休息。但皇帝闲不住,奏折堆得像小山,不看不行,不批不行。
林远被升为太子太傅后,除了给朱厚照上课,还被允许参与朝政决策。不是正式的,是那种“皇帝想听谁的意见就单独召见谁”的参与,但这也够让不少人眼红了。李东阳退朝后单独找他聊过几次,王鏊请他喝过几回茶,连刘瑾都笑眯眯地来恭喜了几句——三角眼里的光从蛇变成了蝎子,毒得更深了。
这天早朝,皇帝坐在龙椅上,脸色比生病前苍白了不少,但精神还行,目光扫过朝堂,在几个大臣脸上停了停。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朕要改革。丈量天下田亩,按实征税;改革盐政,打击私盐;开放海禁,鼓励民间海外贸易。诸位爱卿,议一议吧。”
朝堂上炸开了锅。不是那种小声嘀咕的炸,是那种“轰”的一下、像有人在太和殿放了一挂鞭炮一样的炸——大臣们交头接耳,有的摇头,有的皱眉,有的摸胡子,有的瞪眼睛。窃窃私语声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队列的这头蔓延到那头。一个白胡子老头从队列里站了出来,礼部的,姓周,三朝元老,说话比走路还慢,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在木板上。
“陛下,祖宗之法不可变!丈量田亩,得罪天下豪绅;改革盐政,砸了盐商的饭碗;开放海禁,倭寇来了怎么办?”老头说着说着,声音都大了,“这三件事,一件都不能办!”
李梦阳从武官队列里站了出来,脸涨得通红,不是害羞,是气的。“周大人,你口口声声说祖宗之法不可变。我问你,祖宗的法里,有玉米吗?有红薯吗?有开花弹吗?有天津港吗?这些都没有!祖宗之法要是不可变,海国公种的玉米是不是也该铲了?”
老周被他噎得胡子直抖。“你……你强词夺理!”
王鏊从文官队列里走了出来,不紧不慢,花白胡须在晨光中微微飘动,手指细长,拢在袖子里。他朝皇帝抱拳,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陛下,田亩清丈之事,户部早有此意。大明的田赋,名义上按亩征收,实际上豪强隐瞒、小民多缴。清丈田亩,不是加税,是公平。谁的地多,谁就多交;谁的地少,谁就少交。这才是祖宗立法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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