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苏炎被请到镇上学校讲课。他站在讲台上，下面坐着全镇好几个学校的安全主任，还有几个镇干部，后排坐着几个记者。会议室很大，能坐一百多人，但只坐了不到一半。苏炎数了数，不到三十个。他不知道这算多还是算少，但他的手心已经开始冒汗了。
他翻开笔记本，开始讲。讲新城邨那个案件，讲那十四个少年，讲那个被烧死的孩子。他讲得很慢，每讲一段就停下来，怕自己讲太快，怕自己漏掉什么。
台下鸦雀无声。有人低头记笔记，有人盯着他看，有人用手撑着下巴，不知道在想什么。
讲完案件经过，苏炎停顿了一下，喝了口水。水是凉的，但他觉得喉咙在冒火。
然后他讲村里那七个字。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每个字讲一个故事。讲“跑”的时候，他讲珍珍怎么从坏人手里跑进派出所。讲“喊”的时候，他讲大毛被赵婶追着打时喊得整条巷子都能听见——虽然是喊“妈别打了”，但那个音量，足够让全村人都知道他在挨揍。讲“说”的时候，他讲妞妞每天回家跟李婶说学校的事，好的坏的都讲，因为讲了，大人才能知道。讲“信”的时候，他讲珍珍把那张卡片攥了多久，边角都起毛了。讲“不”的时候，他讲大毛有一次拒绝跟人去河里游泳，因为他记得赵婶说过“不许去”。讲“记”的时候，他讲村里每个孩子都知道，被欺负了可以找谁。
讲台下鸦雀无声。苏炎讲到最后那页，忽然停了一下。他看了一眼笔记本上的最后一行字，那是昨晚临时加上去的——
“教孩子保护自己，不是为了让他们害怕世界，是为了让他们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有办法回到安全的地方。”
台下有人鼓掌。苏炎合上笔记本，准备下课。后排站起一个人，穿着一件旧夹克，头发花白，扶着拐杖，慢慢走到苏炎面前。他的腿不好，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用拐杖在丈量距离。
“苏记者，你还记得我吗？”
苏炎愣了一下。那张脸很陌生，但眼神有些熟悉。
“我是陈木清。新城邨那个案件的幸存者。”他声音不大，但台下每个人都听见了。“当年就是我去医院，警察来问我，我才说出来的。那些人现在还关在里面。我没有白挨打，我替阿鸡讨回了公道。苏记者，谢谢你写这个案子，谢谢你写的七个字。阿鸡要是能听到就好了。他听不到了。但他听不到了，我能替他听到。谢谢你。”
苏炎伸出手，陈木清握住了。他的手很粗糙，指节粗大，虎口有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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