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强就点了点头,他红酒在杯子里转了一下,又滑下去了。
他比任何人都知道顾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港岛那种地方的斗争,是钱和规矩的事情,都是明面上的,输赢都有个框框。
但是在京海,事情就不一样了,有时候,一阵风就能掀起大浪,这个风可能就是档案室里一袋没人管的纸,也可能是一条狗,或者就是一个警察心里还有一点没灭的火,这些小事就能决定最后的结果。
省督导组住的酒店套房,窗帘都拉上了。
空气里有地毯清洁剂的味,还有一点茶味。
安欣坐在一个很硬的单人沙发上,他的背挺得很直。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指节都白了。
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顾砚给的那个文件袋里的资料,都是复印的,边角有点卷。
对面坐着两个男的,都穿着便装,表情很严肃,他们用一种很专业的,没什么感情的眼光看着那些材料。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翻纸的声音,还有空调的声音,嗡嗡的。
时间过得特别慢,安欣感觉很紧张,就像有什么东西一直在磨他的神经一样。
终于,其中一个男的,头发有点白,安欣在心里叫他“周组长”,他把最后一张纸放下了。
他摘下了老花镜,用手揉了揉鼻子,然后看着安欣。
“安欣同志,”周组长的声音很平,有点距离感,“你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已经记录了,材料我们会走的程序的,会进行研判。”
程序。研判。
安欣听了心里很失望。
他想过他们会怎么说,但是这种最标准、最官方的回答,让他觉得特别没希望。
他等了六年,不是为了等一个可能被各种“程序”耽误的开始。
他喉咙动了动,声音很干地说:“周组长,那个赵立冬在京海很久了,关系网很深。这些材料,要是按正常流程去报,去查……我怕等不到结果,那些证据就被他们搞没了。特别是宏盛化工厂的旧档案,我刚收到消息说,放那些档案的市局地下档案室,下周就要拆了。他们说是市政改造,但这个时间也太巧了。”
另一个年轻点的副组长听了,皱了皱眉头,他说:“安欣同志,调查是需要证据的,也得按规矩来。你不能就因为一个‘可能’,就让我们公开搞什么行动,这样会引起社会恐慌的,不好。”
安欣的拳头一下子握紧了,然后又慢慢松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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