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月初一，清晨。
陈远在书房里打开了一封来自总理衙门内部某位书办的信。这封信是通过冯墨的一条旧线递进来的，信纸极薄，字迹极小，像是匆忙中写的，用词也简练到几乎只剩下事实本身：“三年前的那份海图，是日本商社提交的。附有测绘图和水深数据，据称出自商社自有船只的航行记录。当时总理衙门未做核实，收入档案后未再调阅。”
他看完信，把它放在桌上，把信纸边缘按平。三年前那份海图上的地名，是由日本商社标注并提交的，附带了测绘图和水深数据，并且以“自有船只航行记录”作为来源依据。这意味着那片海域被标注为地名的时间和方式，比陈远预想的更直接——它不是通过清廷自己的测绘行为进入海图的，而是以外国商社提供的资料形式被收入档案的，没有经过核查就存入了档案。它之所以出现在三年前的旧档里，不是清廷对那片海域的确认，而是对一份外国资料的接收。一片空白的海面，因为一份外国商社的测绘记录，被标注上了地名。
他在窗前站了一会儿，望着院子里那几棵桃树。阳光已经升高了，把新叶照成一层鲜亮的绿色，枝头已经结出了细小的青色果实，像是初生的、尚未成形的手指蜷曲着边缘，一枚枚紧紧贴在枝干和叶柄连接处新生的短枝上，随着叶片的晃动轻轻摆动，每一次摆动后都返回原位，没有一次超出它自身能够回归的限度。
他回到书桌前坐下。三年前那份海图是日本商社提交的，也就是说日本人在三年前就已经把那片海域纳入了他们自己的测绘和记录体系中。那片空白在三年前被填写的时候，就已经是一枚埋下的棋子了，只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它的存在。他在心里把这条信息和薛超发现的那批铁质物件放在一起——铁杆、铁链、铁索，分布在同一条弧线上的不同位置。如果它们是在同一时期内被布置的，那时间范围很可能就在三年前左右。那时，那片海域被标注进了海图，那些铁质设施也被埋设到了水下。填补地图和铺设施设，可能是在同一个时期内完成的，只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层面上执行，彼此之间没有形成一条能被一眼看清的线索链。
他把那封信折好，放进铁皮匣里，和横滨商社的货单放在同一层。那些纸页之间隔着几个月的时间，但它们在内容上正在逐渐靠近——一条线上的人、物、位置，正在以一种缓慢而稳定的速度，从他视野的各个边缘向中心收拢，像一片正在汇聚的落叶被风推着向同一个角落移动，逐步向同一个地方靠近。
他没有在那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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