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现实中，我发现自己也在做着同样的梦。
我其实也在等，等邱主任这样的“包公”快刀斩乱麻，把宋家一把扫了。
可现实中的邱主任，也得看上级的脸色，也得在人情和法理之间来回拉扯。
他不是戏文里的人，不可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有他的羁绊，有他的权衡，有他必须考虑的现实。
这几天心里不踏实，我尝试跟邱主任联系过一次。
给他打电话，说栾山的高山玉米糁下来了，给邱主任弄点尝尝鲜。
语气随意，像朋友之间聊家常。
他回话说，谢谢，不用了。
言辞中没有任何其他的表示。
他自然知道我联系的目的，但他没有回应，没有说“快了”，没有说“再等等”，没有说任何能让我安心的字眼。
他只是说“不用了”，连一个让我顺着话头往下接的缝隙都没留。
我和邱主任的关系，不是那种拿钱办事的庸俗关系。
我不能催促，不能暗示，不能表现出任何急迫。
甚至都不能问“那件事怎么样了”。
问了，就是给他压力，就是让他为难，就是让他觉得我没有分寸感。
在这个节骨眼上，定力比什么都重要。
可光等着也不够。我还得准备第二套方案。
万一邱主任那边出了什么变数，万一宋家比我想象的更难对付，万一所有的计划都落了空，我不能让自己没有退路。
有些牌，不能只打一张。
如果邱主任那边走不通，我还有别的渠道。
那些渠道我不能说，甚至连想都不能多想。
有些事，想多了反而会泄露。
但我心里清楚，它们在那里。
不是不相信邱主任，是必须对自己的命负责。
实在烦躁的时候，我就开始练功。
不是为了练出什么功夫，是为了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练的是简单的站桩。
双脚与肩同宽，膝盖微屈，尾闾中正，双手抱于胸前，像抱着一棵无形的树。
站到十分钟左右，腿开始微微发酸，肩膀的肌肉开始放松，呼吸从胸口沉到了小腹，脑子中的俗念就开始淡了。
不是消失了，是变得远了，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东西，轮廓还在，但细节模糊了。
再站到二十分钟，身体开始发热，汗水从后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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