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九龙塘的客厅里阳光和煦。沈逸川和林婉清坐在沙发上,面前摊着当天的报纸。《地下交通站》的连载已经进入第二周,读者来信堆了满满一袋子,还没拆完。林婉清翻到“少将信箱”那一版,读到读者模仿贾贵队长的改编台词,难得地笑了一声。
门铃响了。三下,不轻不重,节奏很稳,不像平时客人。沈逸川放下报纸,走到门口,从猫眼里往外看了一眼——门外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深灰色风衣,没戴帽子,手里没提东西。他的脸瘦长,颧骨很高,眼窝深陷,鼻子又直又挺。沈逸川认出了他,詹姆士·邦德。他打开门,没有侧身让开,只是站在门口,看着他。
“詹姆士先生,有事?”
詹姆士微微欠身,语气比以往平和了很多,不像那个在法庭申请书上写下“穆晚秋”的复仇者。“沈先生,冒昧打扰。能进去说话吗?”
沈逸川沉默了两秒,侧身让他进门。林婉清已经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她看着詹姆士,没有惊慌,没有躲闪,只是平静地看着他,像在看一个不请自来的客人。她转身去厨房倒了杯茶,放在茶几上,在沈逸川旁边坐下。
詹姆士接过茶杯,没有喝,放在茶几上。他看着林婉清,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口了。他的声音有些低,像是在说一件压在心底很久的事。
“穆女士,我不是来找你报仇的。”
沈逸川的手指微微收紧。林婉清没有说话,等着他说下去。
“我追查杀父凶手二十年,不是为了替父亲报仇。”詹姆士的目光落在茶几上那杯茶上,茶叶在热水中慢慢舒展开来,沉底,浮起,又沉底。“父亲死的时候我十岁,对他的记忆很模糊。我只记得他穿着一身白色西装,每次回家会带一盒巧克力。他会坐在花园里看报纸,用很慢的英语给我读童话。然后他去了上海,再也没有回来。我真正想弄明白的是,为什么我父亲会死在上海?为什么英国政府要跟日本合作?那些绥靖政策,害死了多少人?”他的声音渐渐激动起来,手指在膝盖上攥成了拳头。
沈逸川和林婉清对视一眼。她没有说话,沈逸川也没有。
“英国政府当年的错误决定——对日本的绥靖政策,才是导致我父亲死亡的根本原因。他不过是那个政策的牺牲品。一个被派到上海执行任务的官员,因为政府的短视和懦弱,成了政治的牺牲品。”詹姆士深吸了一口气,“我想起诉英国政府,让世人知道那段历史。我需要证人,证明当年日本人与英国合作的真相,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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