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警察都跟他们一伙——出警永远慢三个小时，等人都散了他们才来。
说她弟弟就是在矿上被冤枉的——工头自己偷了设备，半夜带着人把东西搬走了，第二天反咬一口，把所有责任推给她弟。
她弟胆子最小，连别人家的萝卜都不敢拔，哪敢偷东西。
她说她请过一个律师，律师收了钱就不接电话了，钱不多，就三千块，可那是她卖了大半个月的面才攒下来的。
她说她弟在里面蹲了两年，出来之后找不到工作，矿上的黑名单比法院的判决书还管用，现在在隔壁县城帮人搬货，腰都累弯了，上个月在货车上闪了腰，贴膏药贴了一个礼拜才勉强能直起来。
她一边说一边剥蒜，说到最后声音越来越低，手里的蒜瓣被她捏碎了，蒜汁溅在柜台上，她也没擦。
她不说了。
面馆里只剩厨房里汤锅咕嘟咕嘟的声音，和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苏凌云吃完面，付了钱。
她从包里拿出基金会的卡片，放在柜台上，和找零的硬币一起推过去。
“如果有当年案子的材料，可以寄到这个地址。”
老板娘低头看着那张卡片。
她把手里剥了一半的蒜放在桌上，用围裙擦了擦手指，擦完又擦了一遍，才拿起卡片。
她看着上面那朵杜鹃花——五片花瓣，线条简洁，像一只手摊开在纸上。
看了好几秒。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苏凌云。
她的眼神变了，不再是刚才闲聊时那种爽利的、带着抱怨的眼神，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像在水底下压了很久的气泡终于浮到了水面，咕嘟一声碎了，溅起一点看不见的水花。
“你是……专门来帮人的？”
苏凌云没有正面回答。
她只是说，这碗面很好吃。
下次来金州，还来吃。
然后她背起包，推开了面馆的玻璃门。
门上那串风铃又叮铃铃响了一阵。
她走出去的时候，外面的阳光已经偏西了，夕阳从楼缝里斜斜地打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回到旅馆，窗外天已经黑了。
矿区井架上的红灯在夜空里一闪一闪，每隔几秒亮一次，像一个缓慢的心跳。
远处传来运煤列车经过时的汽笛声，低沉，绵长，在城市上空久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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