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高院第三法庭的日光灯从早上八点亮到现在，已经连续亮了五个多小时。
灯管老化了，镇流器每隔十几秒就发出一种极细微的、接近蚊鸣的嗡嗡声，藏在人声和翻纸声下面，不注意听不见，但一旦注意到就再也忽略不掉。
旁听席上坐满了人——前三排是媒体，各种录音笔和笔记本电脑，在窄窄的扶手上排成一行，有个戴眼镜的女记者正把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用气声对着话筒说“还在辩论，还没判”。
后面几排是公众，有些是从金州坐了十几个小时硬座赶来的，有些是本地法律系的学生，还有几个是基金会援助过的其他冤案家属，他们互相不认识，但都坐在同一片区域，像被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吸引了在一起。
刘建军坐在被告席上，手指抠着桌面边缘。
那双手曾在矿井下握了十年风钻，虎口上至今还有一道旧伤疤——是被钻杆反弹打裂了虎口，缝了七针，没打麻药。
后来那双手在面馆后厨揉面、洗碗、搬面粉袋，指甲缝里的煤灰被面粉和洗洁精泡得褪了大半，但皮肤纹路里嵌着的那层浅灰色底色还在，服刑七年也没褪干净。
他四十出头，头发已经白了大半，不是那种有光泽的银白，是枯草一样的灰白，从鬓角往头顶蔓延，像冬天被霜打过的荒草。
他的背弓着，不是被告席的围栏太低，是七年里习惯了这个姿势——在审讯椅上弓着，在监狱车间里弓着，在放风场上蹲着啃窝头的时候弓着。
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吊牌刚剪，是姐姐今天早上从家里带来的，衣服还有点新布料的浆硬感，领口磨着他的后颈。
他时不时抬手去摸一下领口，手指碰到布料又放下，像是不知道该不该把新衣服弄皱。
他姐姐——刘记面馆老板娘，坐在旁听席第一排靠走道的位置。
她今天换了件干净的碎花衬衫，白底蓝花，扣子系得整整齐齐，头发也梳过了，用两个黑色的发夹别在耳后。
但她两只手攥着前排座椅的靠背，攥得指节发白，手背上的青筋，从薄薄的皮肤下面鼓出来。
她今天凌晨三点还睡不着，起来把面馆的面粉袋子重新码了一遍，码完之后又去弟弟房间把床单换了一条干净的，虽然她知道弟弟今晚不可能回家——再审判决下来之后还要办手续，可能还要等几天。
但她还是换了。
从宣判那天往回数，七年里她每个月去探监一次，每次隔着玻璃，她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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