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纪念园回来一周后，苏凌云开始收拾行囊。
东西很少。
几件换洗衣服——都是素色的，叠起来不占地方，塞进背包底层。
父亲的笔记本，用牛皮纸包了书皮，边角已经磨毛了。
那把地质锤，锈迹被她用机油擦掉了一些，但虎口位置的凹槽她没动，留着苏教授手掌的形状。
小雪花的糖纸已经塑封了，透明塑料膜里封着那一小团琥珀色的固体，放在背包内侧的拉链袋里，贴着胸口的位置。
基金会的工作证，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放进去了——不是要用，是怕万一碰到什么事，有个身份好说话。
她在民宿的桌上留了一张字条给白晓。
字条很短，写在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页纸上，用杯子压住一角。
“我出去走走，归期不定。基金会的事，你和邓律师、老雷商量着办。勿念。”
她本来写了“对不起，突然就走了”，划掉了。
又写了“我会给你们打电话”，也划掉了。
最后就剩这几个字。
她把笔帽盖上，背上背包，轻轻带上了门。
清晨五点半，天蒙蒙亮。
民宿院子里，那两棵椰子树在晨风里轻轻晃着叶子，余叔还没起床，厨房里飘出白粥的米香。
苏凌云在院门口站了片刻，低头看了看门槛上那只懒洋洋的橘猫，然后转身，沿着石板路往镇上走。
她没有叫车。
从民宿到县城汽车站有四公里，她走了一个多小时。
路上没什么人，偶有一辆农用三轮突突突地开过去，车斗里装着刚摘的蔬菜，菜叶上的露水洒了一路。
县城汽车站是一栋灰扑扑的二层小楼，外墙的瓷砖掉了好几块，露出里面斑驳的水泥。
候车室里的塑料椅有一半是坏的——坐垫裂了，扶手上缠着胶带。
气味很杂：泡面的酱料包、汗味、劣质香烟、还有从厕所飘出来的消毒水味道。
几个民工模样的男人蹲在墙角，行李是蛇皮袋和塑料桶，桶里装着铺盖卷。
一个抱婴儿的年轻母亲，坐在靠门口的位置，笨拙地用矿泉水冲奶粉，孩子哭得满脸通红，她把奶瓶塞进孩子嘴里，孩子呛了一口又哭，她手忙脚乱地拍着孩子的背，额头上全是汗。
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戴着耳机坐在角落里，低头刷手机，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表情淡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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