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手里那页泛黄的纸轻轻举起来，纸张很薄，在日光灯下几乎透光，蓝色的圆珠笔字迹从背面也能看到模糊的轮廓。
“这份原始笔录副本，是我当年私下复印保存的。因为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不对。王老三第一次说的明明是真话——他没偷液压阀杆，也不知道谁偷的。他把液压阀杆的事推在刘建军身上，是因为审讯的人不让他回家。连续审了他两天两夜。半夜三点还在审。我坐在旁边记录，我说了一句‘要不要让他先睡’，他们没理我。第二天早上我去食堂打饭，看见王老三靠在审讯椅上睡着了，嘴张着，呼噜打得震天响。”
他把公证书和警官证一并呈交给法警。
法警接过去的时候，他顺势用那只粗糙的手背蹭了一下鼻子，像要打喷嚏但忍住了。
手背上也有老年斑，比耳后的更大，颜色更深。
“后来我从刑警队调走了。”他对着麦克风说。
麦克风离他的嘴有些远，他的声音传到后排时已经散了大半，但坐在前排的人能听清每一个字，包括声音里那层薄薄的、被压了十几年的颤抖，“去了交警队。又调去了治安大队。最后在出入境管理窗口坐了好几年，给人拍证件照。那份原始笔录我一直留着。藏在衣柜最底层，压在冬天棉被下面。搬了好几次家，搬一次我就换一层塑料布重新包。我老婆不知道，我儿子也不知道。”
他顿了顿，用拇指搓了一下食指上那道被塑料文件袋勒出来的红印，“我怕。怕惹事，怕连累家里人。刘建军被判七年，那个案子结案之后，办案的人升的升调的调，我一个坐窗口拍照的，跑出来说当年的笔录有问题——我拿什么说？说了谁信？但我没扔。我就是觉得，万一哪天，有人来问这个案子，我得有这个。”
他转向刘建军的方向。
刘建军坐在被告席上，手指已经不抠桌面了，只是愣愣地看着他。
两个男人对视了不到两秒。
李卫国的嘴唇动了一下，好像想说句什么——可能是“对不起”，也可能是“我来晚了”，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
他移开目光，看着审判席。
“我以我穿了二十年的警服担保，这份笔录副本是真实的，从未被篡改。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他深深鞠了一躬。
鞠下去的时候后背拱起来，旧警服的肩线被撑得发紧，那头刚理过的短发在日光灯下露出头皮的颜色。
他保持着鞠躬的姿势停了两秒，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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