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委员会办公室在省司法厅三楼。
走廊很长，地板是大理石的，走在上面咚咚响，回声撞来撞去。
工作人员把苏凌云领进接待室。
房间不大，一张办公桌，四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毛笔字——“公正廉洁”。落款处盖了红印，印泥有点糊，洇开了一小片。
两个工作人员坐在桌子对面，一男一女。男的五十来岁，戴一副老花镜，镜腿用透明胶带缠着；女的年轻一些，三十出头，短发，桌上放着一个文件夹和一支按动笔。
苏凌云坐下。
她从随身的布袋里拿出两份文件，放在桌上，推过去。文件打印得整整齐齐，签名栏里是她手写的名字——苏凌云。三个字，一笔一划，不连笔，不好看，但很清楚。
年轻的女工作人员拿起第一份文件。《放弃国家赔偿权利声明书》。她翻了一遍，又翻了一遍，然后递给旁边的老花镜同事。老花镜低头看了半天，抬起头，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
“苏女士，您确定吗？这不是一笔小数目。二百八十五万。您有二十四小时的反悔期，可以在签字之后——”
“我不用反悔期。”苏凌云把话接过来，语气很平，不是打断，是接得很自然，像是对方的话刚好说完了，“我已经想好了。”
年轻女工作人员抿了一下嘴唇。她看着苏凌云，目光扫过她那件洗得领口发软的白衬衫，扫过她靠在椅子扶手边上那根被磨得光滑发亮的木拐杖，扫过她手指上那些在黑岩监狱里留下的、细碎的旧伤痕。她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没忍住。
“苏女士，这是您应得的。不是施舍，不是捐款，是法律规定的赔偿。是对您遭受的苦难的弥补。”
苏凌云抬起眼看着她。眼神很平静，没有防备，也没有攻击性。
“我遭受的苦难，不是钱能弥补的。我父亲的命不是。我母亲的命不是。林婉的命不是。小雪花的命不是。肌肉玲的命不是。沈冰的命不是。那八十七个死在矿道里的人，他们的命也不是。”
她停了一下，声音还是平的，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捞上来的，“如果收了这笔钱，好像我父亲的死、我母亲的死、我朋友的死、我七百二十天的冤屈，都成了可以明码标价的商品。我不要。我不想给自己的痛苦标价。”
老花镜工作人员把眼镜摘下来，用指腹揉了揉鼻梁。他叹了口气，那口气很长，从胸腔深处叹出来的。
“那您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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