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舍尔的话一出,全场人都低声笑了起来。
承办权交给华国似乎已经得到了大家共同的认可。
但是长桌的另一端,哈罗德·克莱因教授却脸色难看的把材料往桌上一放,提出了异议。
克莱因来自一所与国防部关系密切的大学,长期承接生物化学防护项目,研究的是战场神经毒剂暴露后的广谱抗应激药物。
这个方向听起来很唬人,实际上在学术界眼里相当微妙。
战场神经毒剂暴露后的抗应激药物说简单点,就是研究如何让士兵在接触有机磷类毒剂之后,尽可能延长存活时间、维持基本行动能力。
说穿了,这不是治病救人的药,而是给战争机器研究的损耗管理的配套产品。
数据全部来自军方封闭测试,实验对象、暴露剂量、评估标准一概不对外公开,论文发表前还要过一道国防部的保密审查,能拿出来给同行看的,只剩下经过层层删减的结论性描述。
做这个方向的人,学术生涯基本绑在国防预算上,拿的是军方的钱,交的是军方的报告,同行评议对他们来说形同虚设。
在大多数学者眼中,研究这个代表着两件事:一,你已经放弃了在开放学术共同体里建立声誉的打算;二,你选择了一条用学术外衣包裹采购合同的路径。
学界私下里管克莱因叫“穿白大褂的采购单”,不是没有来由的。
他的论文从来不公开原始数据,同行想复现他的结果连门都摸不着,审稿人提几个方法学问题,回复永远是“涉及保密内容,不便披露”。
这就导致他在学术上的声望远远不能服众。
而在更多生物学者眼里,克莱因这种人真正让人反感的,还不只是学术上的不干净。
生物这门学问,说到底研究的是活的东西,从细胞到生态,从代谢到遗传,学它的人多多少少都存着一点敬畏,知道什么该碰、什么不该碰。
可克莱因的研究方向,从一开始就是奔着把人变成可损耗的作战单位去的。
神经毒剂抗应激药物,说到底还是在为使用神经毒剂这件事本身做善后准备。
你研究得越深入,越证明有人打算把毒剂用在战场上,越说明这条路的终点是生化武器而不是治病救人。
一个搞生物的人,主动把自己嵌进战争机器的齿轮里,替军方算士兵中毒之后还能撑多久,这在许多同行看来,已经不是学术选择的问题,而是底线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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