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的特训进入了最枯燥、也最硬核的阶段。
如果说诗词是看脸，八股是身材，那么“策论”就是大宋官员的脊梁骨。
昏暗的灯光下，江临指着黑板（其实涂了黑漆的木板）上的题目：《论富国强兵》。
“换作以前，你们会怎么写？”江临手里捏着根粉笔（石灰块），眼神扫过三人。
曾巩老实回答：“自是引用管仲、商鞅之法，劝君王节俭，劝百姓勤耕。”
苏轼也点头：“再加上‘任人唯贤’，广开言路。”
“错。”
江临毫不客气地在黑板上画了个大叉。
“全是废话。朝廷养士，不是为了听你们喊口号的。若是节俭就能强国，那叫花子岂不是天下最强的霸主？”
三人一噎，面面相觑。
江临扔掉石灰块，拍了拍手上的灰：
“真正的策论，要像手术刀一样，切中时弊。我要教你们的，不是怎么‘劝’皇帝，而是教皇帝怎么‘算账’。”
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两个从未在这个时代出现过的词：
【内需】、【流通】。
“钱不是攒出来的，是花出来的。”
江临开启了“大宋宏观经济学”小课堂。
他没有讲复杂的曲线图，而是举了个最简单的例子：
“灾荒之年，官府发钱发粮是下策。上策是什么？是修路，是修渠。”
苏辙不解：“先生，灾民都快饿死了，还让他们干活？这不是暴政吗？”
江临摇着折扇（虽然天冷，但为了装逼），淡淡道：
“官府出钱雇佣灾民修路，灾民有了工钱就能买米，米商赚了钱就能进货，货物流通，税收就上来了。路修好了，以后运粮更方便。”
“这叫‘以工代赈’。钱转了一圈，最后又回到了国库，而百姓活了，路也修了。”
轰！
仿佛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在三人面前轰然洞开。
这种“循环经济”的理论，对于还停留在“重农抑商”思维里的宋朝读书人来说，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苏轼听得两眼放光，手里的笔飞快记录：“妙啊！这简直是……点石成金之术！”
曾巩则是满脸震撼：“先生之才，若是入朝为相，定能富甲天下！”
江临内心毫无波动，甚至有点想笑：这不过是凯恩斯主义的皮毛罢了。
“记住了，写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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