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夜风，吹过岷江两岸破碎的山河。白日里，机器轰鸣、人员穿梭，是残垣断壁中顽强的重建声响；而当暮色四合，疲惫沉降，废墟缝隙里飘出的，却是幸存者心底那些看不见的伤痕在无声地呜咽。
映秀镇临时安置点的边缘，几顶军用帐篷错落地扎在一片稍稍平整、尚未完全清理出碎砾的空地上。空气里弥漫着未散的尘土气、消毒水味，还有隐隐约约的低沉抽泣，像永远愈合不了的旧痂在夜色里隐隐作痛。营地里悬挂的几盏孤零零的白炽灯，光线昏黄而稀疏，努力撑开一小圈一小圈迷蒙的光晕，却无力照亮更深处的惶惑与空茫。大人坐在板房门口或是帐篷前的小马扎上，沉默地卷着烟，眼神飘忽在虚空里；孩子们则挤在帐篷的角落里，小手紧紧揪着破旧的衣角或身边大人的裤腿，昔日灵动的眼眸被一层挥之不去的灰暗薄膜覆盖着，惊魂未定，仿佛一点细微的声响，就能将脆弱的神经重新拉回那个天崩地裂的瞬间。
就在这时，一盏微弱却异常固执的光点，伴随着一阵咯吱咯吱、节奏奇特而缓慢的金属摩擦声，刺破了这片沉重的黑暗。光点后面，是一个佝偻的身影。赵有福，这位来自成都一家早已倒闭的国营老电影院的退休放映员，胸前挂着一个沉甸甸、用厚实蓝布裹了好几层的大家伙，上面还系着好几根绑得死死的粗麻绳。他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老旧磨损严重的膝盖似乎在和他较劲，腰背弯得像张拉满弦的弓，可那双浑浊的、布满风霜血丝的眼睛，却闪烁着一种近乎圣洁的执着光亮，死死盯着前方——空地中央，一面略有些歪斜的巨大白色幕布，已被几个年轻志愿者用竹竿和石块勉强固定了起来，在晚风中微微鼓荡着，像一片即将远航的、承载希望的帆。
几个早已等候在此的年轻志愿者——有脸上还带着学生气的大学生，有风尘仆仆从外地赶来的公司白领——连忙小跑着迎上去。“赵伯！您慢点！”“小心脚下！”“我们来搬机器！”热情的声音里充满了崇敬。
赵有福喘着粗气，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却倔强地摆摆手：“不、不…我的‘老伙计’，别人搬我、我不放心…”他颤巍巍地蹲下，小心翼翼地将那个蓝布包裹放在一块事先找平的石头上，动作轻柔得像是在安抚一个沉睡的婴孩。层层剥开裹布，露出了里面的真容——一台饱经岁月、却保养得异常干净的“长江”牌胶片放映机。机身那暗绿色的烤漆已然斑驳，留下许多时间的疤痕，几处边角有磕碰的凹痕，但所有的旋钮和齿轮部件，都被擦拭得油光锃亮，在帐篷透出的微光下闪着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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