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后的第一场细雪落满青石板巷时，陈砚正蹲在老陈家修鞋铺的门槛上，用棉丝擦着祖父留下的铜顶针。指尖刚蹭过顶针内侧磨得发浅的“陈守义”三个字，巷口就传来三轮车轱辘碾过雪水的吱呀声——72岁的李阿伯裹着洗得发白的军大衣，扶着车把停在铺前，车斗里堆着半人高的旧书，最上面那本线装《论语》还沾着点未干的雪沫。
“小砚，你上周托我找的民国版《孟子》，今天在旧货市场的堆里扒着了。”李阿伯拍了拍车斗，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绕成个圈，“就是书脊裂了点，我没敢用浆糊乱粘，知道你修旧书比修鞋还仔细。”
陈砚连忙起身接书，指腹刚触到泛黄的书页，就看见书夹层里滑出张暗黄色的毛边纸，上面是用毛笔写的密密麻麻的账目，墨水年代久了发褐，边角还盖着个模糊的朱红印：“陈记修鞋铺民国三十七年”。他心头猛地一跳——祖父陈守义去世前把铺子里的旧物都理给了他，唯独没提过这半册夹在旧书里的账本。
“这是老陈叔的字啊。”李阿伯凑过来瞅了一眼，忽然叹口气，“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解放前你祖父在这巷子里开修鞋铺，大伙都叫他‘陈傻子’的事不？这里头的账，怕是记着当年的事呢。”
陈砚从小就听父亲说，祖父一辈子手巧，补的鞋能让穿的人觉得比新鞋还合脚，可脾气“轴”得很。五十年代给供销社补了一年的货，结算时发现对方多给了三块钱路费，愣是冒雨走了二十里地把钱送回去；八十年代有个下乡知青回来取十年前落下的牛皮靴，祖父把靴子用樟木箱子存了整十年，分文不取还给人刷得亮堂堂。可唯独“陈傻子”这个外号，家里人从来没细说过，只说那是解放前的旧事。
那天雪越下越大，陈砚把修鞋铺的暖炉烧得旺旺的，就着橘色的灯光一页页翻那半册账本。纸页脆得像枯叶，上面的账记得格外奇怪：
“三十七年二月，张阿桂补棉鞋一双，收米半升，欠三升。注：夫被抓壮丁，家有三子待哺，免。”
“三十七年五月，王教书先生修书桌腿一只，收铜板两枚，欠一月薪水，抵借出去的半本《国文辞典》，清。”
“三十七年八月，难民赵姓一家五口，补鞋六双，送干粮两斤，账销。”
翻到最后一页，墨迹比别的地方新些，字也写得颤颤巍巍，旁边还沾着一点暗褐色的旧印子，像是干了的血痕：“三十七年十一月，夜，伤兵同志两人，布鞋磨穿，脚冻烂。取铺里新纳的布鞋两双，补棉袜两双，干粮十个银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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