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晚记得很清楚，那是二十二岁那年的春天，樱花正开得不管不顾，她站在民政局门口，手里捏着户口本，指节都泛了白。陈屿就站在她身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笑得有些拘谨，像是也没太想明白自己怎么就站在了这里。
“想好了？”登记处的阿姨例行公事地问。
苏晚点了点头，声音轻得像怕惊动什么：“想好了。”
真的想好了吗？后来的很多年里，苏晚反复回想那一刻的自己，想从记忆里找到哪怕一丝犹豫的痕迹，好用来宽慰后来的自己——你看，你当时也不是完全无知的，你也是有过迟疑的。可她找不到。二十二岁的苏晚是那样急切地想要抓住什么，像溺水的人看见任何漂浮物都不肯松手。
那个“什么”，就是陈屿。
认识陈屿的时候，苏晚刚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职场风波。说不大，是因为放在漫长的人生里实在算不得什么；说不小，是因为对那个年纪的女孩子来说，天真的塌了。她被公司辞退，理由冠冕堂皇，可她知道真正的原因是那个油腻的部门主管暗示了不该暗示的事情，而她拒绝了。
回到出租屋的那天晚上，苏晚对着手机通讯录翻了三遍，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打电话的人。父母在她十九岁那年离了婚，各自有了新的家庭，她成了两个新家庭之间的多余人，逢年过节去谁家都像做客。母亲会在饭桌上客气地说“多吃点”，像招待一个远房亲戚；父亲会在送她出门时塞几百块钱，说“有事给我打电话”，可他们都知道，那个电话她不会打。
就这样，苏晚养成了一个习惯——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肚子里咽。好的坏的，甜的苦的，统统咽下去，消化不了的，就在深夜里翻涌上来，变成无声的眼泪，浸湿枕头。
陈屿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他是苏晚大学时同系的学长，比她高三届，读书时不过点头之交。那天苏晚在朋友圈发了一句“失业了，求安慰”，本是随手一发的牢骚，陈屿却私信了她。他说自己公司正在招人，问她要不要试试。他说好久没见了，要不要出来吃个饭。他说你还记不记得大学时候你在辩论赛上把对方辩手说得哑口无言，特别飒。
苏晚发现自己不记得那场辩论赛了，可她记得陈屿。大学时他算是风云人物，学生会副主席，总穿一件深蓝色的冲锋衣，在食堂里端着餐盘走过来走过去，身边永远围着一群人。苏晚远远地看过他几眼，觉得这人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那个世界有光，而她的世界当时正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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