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AA没有越线介入这种状况的权责，”克里斯·雷德菲尔德解释说，“但我们有这个能力，拉脱维亚政府有没有，我们不知道。”
介入与否是个很大的问题，过往的行动只有一次是直接由U.N.下达的命令，除此之外全都得到了当地的授权。他们缺少力量，在事态糟糕之前给出许可。
事实证明，BSAA没有过多干涉当地，而是干净利落地进入污染区。
在克里斯眼中，这样的任务需要在严密的指挥链下采取行动。应对工作需要接受过生物为害训练的人，而且这些人必须年轻、没有家庭，愿意冒生命危险。
此外，他们还要敏感，能从许多微妙的痕迹中找到异常。
这些人必须准备好赴汤蹈火。
萨利姆不久前才离开象牙塔，而他手下的职员大多都是新人，这个国家的疾控中心也没有经历过许多重大生物威胁事件。
事实上就是没有组织过对抗高危有机生物武器的大型实地活动，整件事都必须从零开始。
显然，这里还有一些法律问题。
萨利姆还得找人咨询律师，这么搞合法吗？为疾控中心服务的律师会说不可能也不应该，因此就有了这样的话术：
先出击解决问题，事后在请求原谅，这样的策略当然优于请求许可但遭到拒绝。
永远别问律师“一件事能不能做”之类的问题。
而是我们必须去做什么事，律师的任务是想办法从数量茫茫多的法条中，找到解释这么做为什么合法。
隔壁房间里的拉脱维亚疾控中心的人这会儿正吵得不可开交。克里斯作为受邀参观人员，本质上还是外人，与他们之间有着天然的鸿沟，只能与政要进行常规性的会晤。
反生化恐怖框架下的情报合作意向、互相派遣人员进行工作上的合作交流意向，互相称赞对方在工作上的得体和成绩……等等，具体的合作谈判还得由专门的人员来协商。
不多时，会晤快要结束时，拉脱维亚的政要忽然提议，能否让反生化恐怖的专家，也就是克里斯·雷德菲尔德上校来指导疾控中心的调查工作。
不知道这算不算图穷匕见，同行的BSAA关于朝他投来赞成的目光。
克里斯半推半就之下，抱着要看看对方打着什么主意的想法，欣然接受他们的邀请。
在B.S.A.A.部队里，或者说在军事组织当中，重要任务成为“使命”，使命永远由团队协作完成，而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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