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什么时间和地点，打破规则的人总是令「传统」恐惧和厌恶。
去年 9 月，我推进了一座小镇的第一起剥夺监护权案例。
几乎是一夜之间，我就成了那个「讨厌的人」。村民们说我破坏了规矩，骂我多管闲事。他们说，自己的骨肉想怎样就怎样，轮不到我管。
当我开车从一所村庄离开时，村民踢我的车，向我吐口水。可村子里的孩子们，却不顾家长的反对，向我无声地挥着手。
从那时我就决定，这场官司必须打赢，这不仅仅是一个孩子的事。
2018 年 9 月，一间小办公室里，坐着 3 位「天然的冤家」：一位法官，一位检察官，一位律师。
办公室里的气氛诡异，每个人都在尽量保持距离。这几人平时只在法庭上碰面，交流都是唇枪舌剑，就算偶尔路上遇见，也只是挤给对方一个职业假笑。
现在也是如此，其中最用力假笑的那个，是我自己。
我实在不喜欢他们。坐在我左边的，是一位曾想把我赶出法庭的法官。坐在右边的那位检察官，几次和我在法庭上交锋，反复标榜自己是名校毕业，我还以为他是在相亲。
而这两位肯定也不喜欢我。在他们眼中，我就是一个「可有可无却又爱搞事的律师」。多少次开庭，我站起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质问公诉人和法官。
我们这三个职业，向来是打擂台的对象，在法庭上互相牵制，甚至有时会为了案件吵架。不过我相信，唯有这样才能保证司法公正。
但这次，一桩特殊案件将我们凑在一起。3 个人不对抗，不交锋，没有半句争执。
他俩喜欢吸烟，而我闻不得烟味，见我来了，他们立即把烟掐掉。但我主动凑过身，替他们把烟点上，说没有关系，我不讨厌。
房间烟雾缭绕，大家忧心忡忡，所有心思都在一个 10 岁的小男孩身上。
我们反复讨论几个钟头，最终离开了那间小屋，开始分头行动——如果我们再不努力推进案情，小男孩很可能要永远陷入一个「50 平米的地狱」。
我是第一个介入此事的人。当时居委会寄给我一份委托，要求我用法律手段，去营救一个被虐待的男孩。居委会最后一句话是：「为了这个孩子，你能告谁就告谁。」
我原以为事情很简单，毕竟事关虐童肯定一呼百应。但我没想到的是，几乎当地所有人都站在
（本章节未完结，点击下一页翻页继续阅读）
正在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