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开多年前写的一组短篇小说的原始手稿。每页 300 字发黄的方格稿纸，右下角印着「广东省文艺创作室」几个小字。第一篇手稿《身世》，落款是「1995 年 4 月 21 日深夜写于广州北郊」，最后一篇手稿《遗产》，落款是「1995 年 5 月 11 日夜」。2018 年 8 月初的一天，我让研究生把几个短篇输入电脑。她一边输入，一边给我微信，说她很喜欢这些小说，问为什么不发表，还给它取名叫《幻想故事集》。既然一位 90 后文学系在读研究生喜欢它，说明它还有些价值。我把小说重新修订了一遍，投给了《花城》杂志。
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篇小说，就像很多人并不是他妈妈的大儿子，在他诞生之前已经有一个「流产哥哥」一样。《幻想故事集》也有一个「流产哥哥」，叫《竹笛》，时间是 1992 年，写一位小镇（就是罗镇吧）少年，15 岁，因父亲重病而外出谋生的故事，小说有自传色彩，那是我少年的梦幻和内心的悲伤。可惜手稿遗失了。后来，我把那些梦幻和悲伤拆散，悄悄地藏进我另一个系列短篇「罗镇轶事」之中。
写小说《竹笛》的时候，我刚离开工作了 10 年的野外地质队，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跟俄罗斯文学专家倪蕊琴读研究生。导师希望我成为学者，我心里想着写小说。当时的华东师大，是成名或有待成名的文学青年的圣地，那些小有名气的先锋作家，在校园里穿梭而过，身后留下一阵风，夹杂着浮华的气息。我跟那股气息保持了适当的距离。
那时候，余华刚刚发表《活着》。格非正准备写长篇《欲望的旗帜》。马原下海了。北村皈依了。助教进修班的李荣飞（李洱）正在写《导师死了》。校园青年批评家开始对「先锋小说」表达不满，八十年代末那种写法，已经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刻。对「先锋小说」的批评，在我们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中已现端倪。「怎么写」依然是个问题，甚至连「写什么」也成了问题。总之，摆脱「先锋小说」的写法，成了文学创作的新起点。
1994 年 6 月 30 日早晨，阳光很好。我放弃了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的职位，带着十几纸箱书籍，登上了南下的火车。36 小时后到达广州，我直奔暨南大学殷国明家。他是钱谷融先生诸多怪弟子中的一位，长得有点「桃谷六仙」的气派。瘦小的在新疆长大的无锡人，身上有股子边疆少数民族的豪气，令人错愕。他把房门钥匙丢给我，去新疆过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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