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莽冬晴
想要一架时光机,去给童年的父亲送一块榴莲千层。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因自己是一名杂技演员而感到自卑。在我看来,随便哪个门类的舞台艺术都比杂技要更有内涵,而且,我更羡慕那些可以在学校读书的同龄人。
1988 年 2 月的一个傍晚,我在父母的陪同下进了艺校,那年我 10 岁。同年,我们市里缘起于民国时期的「万民提灯会」走出了国门,市杂技团也第一次踏上了美国和墨西哥的土地。当时,整个城市里的大剧场不下 10 座,各式小剧场更是数不胜数,人民的文化生活很丰富。
转眼 30 年过去了,我依旧想说说那些杂技团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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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这座小城的艺术职工学校,在一座不知名的矮山脚下,山上是广播电视大学,对面是妇幼保健院,旁边是刑警大队,周围还有参差错落的居民房。
艺校不大,只有一栋综合楼:一楼是练功场,二楼是寝室,三楼有两个天台,常有舞蹈班的男生在天台上弹吉他唱歌;楼对面是文化局的职工住宅,旁边是食堂、锅炉房和厕所;楼背面是一条小巷,连接着通往东安井的一大片居民区。
站在天台上,能清晰地望见久安寨水墨般的群山和东安井耸立千年的井架,再往远,两口巨大的锅炉夜以继日地冒着滚滚白烟,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会听见从东安井方向的工厂隐隐传来的机器运转的声音,很细,却不间断。
入校那晚,妈妈在寝室里为我冲奶粉,我坐在床边呼吸着新开水瓶木塞的味道,焦灼地等待着集体生活的第一晚。寝室不大,住了 8 个人,床与床之间只有摆放两个床头柜的距离。
室友们都是从各个学校选出,通过入校前一个月的集训后优胜劣汰留下来的。而我能进学校,是父亲的朋友介绍的,他后来也成了我的教练——我一直为自己走了后门而自惭形秽,好长一段时间都不好意思和大家搭话。
艺校舞蹈班学生平均年龄在十七八岁,杂技班的年龄小些,也就十二三岁,其中最小的就是我。
平日里,白天都要练功,只有晚上才偶尔上一节文化课,45 分钟。文化课统一上的是小学 5 年级的课程,第一节语文课我就懵了,课本上好多字都不认识;数学就更难了,那些定义、术语从老师嘴里蹦出来,我一个也接不住,笔记都没法记,越学越觉得自己愚笨。
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愿意上文化课,毕竟只要不练功,就都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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