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脑子里，所谓五亿元人民币，原本只是一个很模糊的数字，很笼统的概念，这会儿王大山忽然把一个三千五百八十七名工人血汗钱的说法摆在面前，给我很大的触动，很深的印象，很大的压力。
按照王大山的说法，从此以后，我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为了郑波，也是为了王大山，还有他们三千五百八十七名工人，还有更多的，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所有那些被邢冠杰犯罪团伙伤害的人。
是这样吗？
我得好好想想。
可是，我恐怕没有时间多想了，面前的形势确实有点儿不太妙。
查账，是我主持专案组以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可是，天赐集团的财务档案被邢冠杰的手下一点儿不剩地烧了个净光，我就像一个刚刚冲上战场的士兵，正要举枪瞄准，却发现射击目标突然找不到了。
更糟糕的是，时间不多了。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认为证据不足的案件，最多可以进行两次补充侦查，每次期限一个月。
这就是说，我们对邢冠杰金融诈骗案的调查，要在两个月之内有一个最终的了断：如果侦查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按照法定程序对邢冠杰批准逮捕，提起公诉，我的任务就算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否则，这个案子就会画上一个难看的圆圈，比鲁迅笔下的阿Q画得还要难看得多的圆圈。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请示吴局长。
吴局长半天没吭声，最后说了一句：“搞好监控，办法总会有的。”
我们在天赐大厦对面的交通银行七楼设立了一个监控点，由王胜利带着两个人在那里作二十四小时蹲守，监控邢冠杰的一举一动。
有了北京的教训，这一次把监控器材配备得非常充分，用得着的东西一样不少，用不着的东西也弄来了一大堆，反正都是公家买单，没人心疼。
这天下午天快黑的时候，我来到监控点。
王胜利半躺在沙发上，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看见我来了，连站起来的劲头都没有，只是冲我摇了一下头，意思是什么情况都没有。
我一边随口向王胜利问了两句，一边接过高倍望远镜，只看了一眼，立马受到很大的刺激，全身忍不住猛地颤抖了一下。
王胜利以为有什么重要情况，赶紧凑过来问道：“怎么了？”
我不让王胜利看，假装伸手挠了挠后背：“没事，可能是过敏吧。”
是过敏，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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