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吴局长打电话，说有重要情况要回局向他当面汇报。吴局长回答要是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就等他春节期间来北京看望郑波的时候专门详谈，还说要我安心疗伤，不要分心，既来之则安之，工作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身体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现在耐下心来把伤养好了，以后才能有本钱加倍努力工作，才能有本钱干出更好的工作成绩，这样想这样做就是聪明人打的聪明算盘，否则的话就是糊涂人打的糊涂算盘。
吴局长还像往常一样，说起话来钉是钉卯是卯，没有半点儿含糊的地方，就连对我的关心爱护，也是用的命令式的口气。我对领导的关心当然心存感激，但是在聆听吴局长指示的时候，打定主意不再向领导请示，先回去再说。却已经打定主意不按照他的意思办，来一个先斩后奏明知故犯，先回局里再说，你吴局长总不能非得把我撵回北京来吧。不是我吃了熊心豹子胆竟敢抗命不遵，确实是觉得吴立群的问题很重要，也很敏感，又不是在电话里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如果稍有迟疑耽误了时机，很有可能酿成大错，到那时可就后悔晚矣。
动身之前，我来到重症监护室，向郑波道别。眼看着郑波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没有任何知觉，没有然后反应，我想，这可能是我和郑波在人世间最后一次见面了，眼泪止不住刷刷地流了下来。虽说郑波现在跟死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可毕竟还算是活着啊。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能有希望，就要活着。
刘琦帮我买来火车票，开车送站。在去北京车站的路上，刘琦就像换了一个人，紧闭着嘴巴一声不吭，好像有什么非常沉重的心事，一直到了西站停车场，才想起把火车票给我：“正赶上春运紧张的时候，卧铺是甭想了，就这一张有座号的硬座票，还是求爷爷告奶奶，费了好大劲儿弄出来的。好在路程不算太远，你就克服一下吧。你的伤没事儿了吧？”
我也没心思逗乐：“有座就行。谢啦。”
然后，我和刘琦两个人同时无语，同时沉默。
车站上人来人往很是热闹，可这种热闹只是属于别人的，跟我隔得很远，跟刘琦也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和他们就像不是生存在一个世界。刘琦提着我的旅行袋，闷着头只顾往前走，一直进了车厢，找到座位，放好行李，胳膊架在靠背上，还是一声不吭。
我和刘琦从来都不是不爱说话的人，可这会儿却连一句话都没有。我的沉默是因为心里有事，刘琦的沉默又是为了什么，如果说是因为我们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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