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对崇厚所办天津机器局进行了接管并加以扩充。在他的经营之下，天津机器局分设东西两局，主要生产火药、枪弹、炮弹、水雷等，辅之以修造船舰等。
就这样，李鸿章创办及接办的这几个制造局，再加上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建船政局，成为中国早期军事工业的主干。
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曾提到这样一句话：“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规模运用机器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开始的。”每个国家从本身的利益和安全出发，都是用最先进优良的科学技术去发展军事技术和加强武器装备，科学技术的水平决定着武装力量的物质技术基础。
大清也是如此，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洋务运动成了它的救命稻草，希望这些新玩意儿能挽救大清的颓势。所以，不管是江南制造总局，还是金陵制造局，及先后在各地创办的军工企业的目的是一样的，是制器以求自强。
一直以来，大多数人都认为李鸿章兴办这些军工企业，目的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其实，这有些片面。李鸿章很冤枉，也很委屈。军工企业制造的枪炮虽然也用来对付农民起义，但这绝对不是他的初衷。事实为证，不论是江南制造总局，还是金陵制造总局，都是在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兴建和扩大的。相对于农民起义来说，他更加关注列强的虎视眈眈和胡作非为。
不可否认，李鸿章一开始办工厂是为了镇压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起义，但随着他的洋务思想不断地深化，他设厂制器的最终目的是要自强御夷。这些工厂尽管属于军事工业之类，却具有“御侮”性质，并且为中国近代工业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御侮乎，安内乎？这个问题有时候很难掰扯清楚。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如果我们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面，就片面论调，这种方法绝对是不可取的。
军工企业办得如火如荼，呈遍地开花的态势，李鸿章在接受别人羡慕的眼神和阿谀奉承之余，不得不拂去表面的繁荣，探视军工企业背后的问题。
为了达到“求强”的目的，李鸿章把西方军事工业生拉硬拽过来，但是，军工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整个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就好比是一棵大树上的一个枝干。如今，他把这个环节孤零零地摘取下来，就如同从大树上折断了一个枝干。这注定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果不其然，由于缺乏社会经济基础，许多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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