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保之所以提出迁都之议不光是因为他是穿越者,知道后来王朝的都城设置的趋势是往东迁移,长安也是自唐代以后基本和中国王朝的都城绝缘了,他提议迁都乃是因为长安现实存在的问题,不得不面对。
王朝首都东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关系,另一个就是关中地区的没落。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关系暂且不论,只说说关中地区的不利因素。
后世的学者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第一帝国时期的秦汉,第二帝国时期的隋唐,以及第三帝国时期的明清。而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在第一、第二帝国时期一直担负着首都的功能区。
古时的关中在秦汉时期还是比较富庶的,到了隋唐王朝时期已经处于开发过度的状态了。古代中国素有关中富庶之说,本来山川四固土地肥沃的天然优势是从秦汉以后的封建王朝统治者们绝佳的建都地区。
但是首都地区人口的过度富集导致了关中地区的植被开垦和森林砍伐加剧,从而引起关中地区水土流失加重。当时的民谚就有言:泾水一斗其泥数升,由此可见关中地区水土流失的程度,水土流失的最根本结果就是导致了关中地区的粮食生产一年不如一年。
但是到了唐代以后关中的粮食生产越来越贫乏,大唐不得不从外地调运粮食已解决长安的粮荒。唐初,漕运规模不大。
太宗贞观、永徽之际,长安食粟米主要依赖关中自给,每年从山东(崤山以东)转运至关中者不过一、二十万石。
到了高宗时期,长安的缺粮状况已经开始显现,高宗及武后时常东巡就是因为长安缺粮,他们不得不携带百官及宫人去洛阳“就食”。
玄宗开元初,每年约运一百万石,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三年才运七百万石。天宝中,每年约运二百五十万石,京师依赖江淮漕运。只要藩镇隔绝,“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
德宗贞元初(公元785年)“太仓供天子六宫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于是增江淮之运,从浙江东西道、江西、湖广、鄂岳、福建、岭南,共运粟米三百万石,江西节度使韩滉、淮南节度使杜亚,运至东、西渭桥仓。德宗得知后“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李保看着众人,他开口道:“文稿纸上已经把我的理由全都罗列出来,从文稿上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出长安作为首都对漕运的依赖早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但是如今的大唐一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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