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您来接我的班,今夜酷寒,我心中不适。
——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一场
生与死,胜与败,希望与绝望,这些状态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只要多死几个肌肉细胞、血液中的乳酸高出分毫、脑部稍稍肿胀,就会使人从前一种状态进入后面一种。
举着镰刀的死神盘踞在每一个外科医生的肩头,死亡永远是最后的结局。
人死不能复生。
1966 年 11 月,我十八岁,正在查令十字医院的医学院读第一学期,开学还不到一个礼拜。学校位于伦敦中心,和医院只隔了一条街。当时的我想要亲眼看看一颗生机勃勃的跳动心脏,而不是解剖台上的一块粘糊糊的死肉。
学校门卫告诉我,街对面的医院每周三会做心脏手术,我想看的话就该去乙醚厅,爬上没有人去的顶楼,找到屋檐下方的一道绿门。他还警告我不要被抓,因为临床前学生是不许去那里的。
那天下午,时候不早,天色已经暗了。河岸街上细雨蒙蒙,我出发去找乙醚厅。那原来是老查令十字医院手术室上方的一座式样古旧的铅灰色玻璃穹顶。
自从入学面试之后,我就再也没踏进过医院那道神圣的大门。我们这些学生只有通过了解剖学、生理学和生物化学三门考试,才能够赢得这份殊荣。
于是,我没有通过正门的希腊式柱廊进入医院,而是从亮着蓝灯的急诊室溜了进去。我找到一部电梯,那是一只摇摇欲坠的旧铁笼子,是用来把设备和尸体从病房送到地下室的。
我担心自己来得太晚,手术已经结束,那道绿门也已经锁上。
幸好并没有。
穿过绿门是一条落满灰尘的昏暗过道,里面推着老旧的麻醉机器和废弃的手术器械。在九米开外,我看见了穹顶下手术室的灯光。
我站立的地方是一间旧手术室的参观廊,下面不到三米就是手术台。一层玻璃满怀敬意地将参观廊与手术台上的紧张场面隔开。参观廊里有一道栏杆,还有一条弧形的木头长凳,一代代外科学生扭动的背部把它磨得十分光滑。
我坐下,双手扶住栏杆。
四下没有别人,只有我和死神。
透过蒙了一层水汽的玻璃,我费力地朝下方望去。这是一台心脏手术,病人的胸腔还开着。
我边走边寻找最佳的视点,最后在主刀医生的正上方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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