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 节 结论:是别人的头颅还是我们的?(第1页)

人头总是以复杂而矛盾的方式吸引我们的注意,这种感觉既熟悉又超脱尘世。它们提醒我们记住自己的脆弱;它们迫使我们观照内心的自我,诱使我们研究人性的局限。我们或许不喜欢自己看到的,但那本身不是我们转过脸去的理由。

这本书是我对砍头一事的体会。我从未观看过一个人被砍头,也从未见过一颗刚刚被砍下的人头。书籍抑制了恐怖,就像解剖室里的消毒盖布或博物馆里的玻璃柜子,它们让我们能够与恐怖保持一定的距离。一种超然感以及它可以释放出来的力量,把我在这里讲述的故事连接起来,尽管这些故事千差万别。

对一个人的头颅在身体上的超然,常常紧跟在假定的社会超然之后,它把施刑与它的受害者分离开来。这种社会超然常常采取了种族主义的形式,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役中那样,或者像测量人类头盖骨变种的早期人类学探索那样。在某些实例中,种族主义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受害人几乎被看作是劣等人。

同样的话也可以拿来说这是基于阶级的偏见,这一偏见使得更早几代解剖学家能够让自己与那些一贫如洗的「患者」保持距离。在这些情况下,对穷人的疏远有助于把那些无名无姓的尸体转变成医生手里的「临床材料」,后者在医院的解剖室里肢解这些尸体。

还有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距离,由关于天堂和地狱的宗教信仰塑造成形,把某些人——圣徒或罪人——置于正常社会之外,使得他们的身体更适合于切开。在过去,罪犯的身体被剥夺了死后保持完整的权利,解剖成了他们永恒惩罚的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圣徒的身体超越于自然法之外,其威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们按照惯例被分割开来,作为圣徒遗骨在活着的人当中重新分配。罪犯的身体和圣徒的身体被分割和对待的方式完全不同。

今天,通过一套精心控制的职业匿名体系,人们又创造出了一种超然感,正如医科学校里建立的那套体系,它帮助把人的身体转变成编号的样本,因此能够更轻松地检查它们。如今,社会距离被故意制造出来,作为医学行业与那些自愿捐献身体给科学的人之间所订立合同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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